《诗经》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现，反映了诗经时代的社会风貌，传达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丰富情感，并开创了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先河。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孔子

“思无邪”是孔子对诗经的评价。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不出自真情”。也就是说，《诗经》三百篇的创作者都是出自真情的自然流露才创作了诗经。

孔子说《诗经》三百篇，其实取整数而言的。其实，《诗经》共305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也称为国风，共160首，大部分是民间歌谣；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共105首；颂分为鲁颂、周颂、商颂，一共40首，主要是用于祭祀或其他重大典礼活动的乐歌。

《诗经》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现，反映了诗经时代的社会风貌，传达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丰富情感，并开创了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先河。

同时，它诸多优美而精湛的表现手法，充分展示了《诗经》在文学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诗经》文学艺术成就

《诗经》产生于西周初年，是诗，乐舞相结合的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录了从商周到春秋的歌谣。诗经的语言生动，节奏感和趣味性都比较强。

《墨子·公孟》记载：“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可见，诗三百篇最初都是可以入乐的。

《诗经》中的一些诗歌，特别是国风和小雅中的诗篇，它们在结构形式上，常常采用重章叠句的表现手法。也就是说，诗歌的章节内容和结构基本相同，只是在对应的地方更换几个词而已，这就叫重章叠句。

《诗经》巧妙地利用重章叠句的手法，反复地进行吟咏歌唱，借以营造氛围，深化主题，淋漓尽致地抒发喜怒哀乐的情感，同时，也增强了诗歌的音乐性，使诗歌得以传达出无穷的魅力。如诗经的开篇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这首诗共三章，每章开头都采用了重章叠唱的笔法。“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诗歌一开头就描写了一幅意境优美的画面，关关和鸣的雎鸠，栖息在河中的小洲。这是诗人在河边的所见所闻，也为诗人抒发内心的情怀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情境。

通常认为，《关雎》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此诗在艺术上巧妙地采用了“兴”的表现手法。首章以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兴起君子与淑女携手相爱的联想。以下各章，又以采荇菜这一行为起“兴”，表达了主人公对女子狂热的相思与追求。

第二章和第三章也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只在章节中变换了几个词语。诗人在一唱三叹的音乐旋律与重章叠句的吟唱中，进一步表达内心的相思之情。全诗语言优美，善于运用双声、叠韵和重叠词，增强了诗歌的音韵美和写人状物、拟声传情的生动性。

《诗经》开创了中国诗歌抒情言志的走向，特别是《国风》中的一些民歌形式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结构短小的抒情之作，这些歌曲多表达人们日常的情感。

对吟唱者来说，有时往往情不自禁，于是就反复咏叹，借以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情，由此造成一唱三叹的抒情艺术效果。如这首《王风·采葛》：“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这首诗共三章，三章的内容基本相同，只变换了六个字。这是一首深情的恋歌，一位男子怀念正在采葛的情人。有情人分离，哪怕是短暂的分别，也给双方带来无尽的痛苦和相思。虽然只是一天不见，就仿佛隔了三月、三秋、三年那么漫长的时间。

诗人正是抓住这一人人都能理解的既普通又真实的情感，重叠中只换了几个字，反复吟诵，他心中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也层层加深。这种相思之情通过重章叠句的形式得到充分展现。在一唱三叹中也深深打动了读者。

《诗经》本身是一部音乐歌集，诗经中的音乐特点也完美地体现在这首以重章叠句手法著称的《魏风·木瓜》中，每章开头的“投我以木瓜”“投我以木桃”“投我以木李”，极具动感，使诗歌充满了音乐美和节奏感。

从章句结构上看，这首诗很有特色。首先，重章叠句的安排在这首诗中体现得很明显：每章的前、后两句高度重合，因为“木瓜”“木桃”“木李”这三个名词其实指的是同一种水果的名称；“琼琚”“琼瑶”“琼玖”也都是同一种美玉的名称。

你赠给我木瓜，我回赠你美玉。诗人在一唱三叹间，将真挚、纯洁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回报的东西价值要比受赠的东西大得多，这体现了一种人类的高尚情感，这种情感既可以是爱情，也可以是友情，总之，都是人类美好的情感。

这种情感重要的是心心相印，是精神上的契合，因而回赠的东西及其价值的高低在此实际上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表现的是对他人、对自己的情意的珍视。珍重、理解他人的情意才是最高尚的情意。

《诗经》善于运用重章叠句来表达思想感情，使诗歌在音律上和修辞上都收到了美的效果，增加了诗的音乐美，表达出细腻的情感。同时，重章叠句的形式也随时提醒着读者，这些诗原本是唱来听的，而不仅仅是写来看的。

《诗经》通过重章叠句、一唱三叹的艺术手法，将诗意反复递进，层层深入，以此渲染意境，深化主题，加强抒情，并使诗歌充满音乐的美感，达到了音乐感染力与文字表现力相得益彰的双重艺术成就。

《诗经》与周代礼乐制度

说完了《诗经》的文学艺术成就，再来看一下《诗经》与周代礼乐制度的关系。周成王时代，周公还政于成王，西周王室迁都洛邑。

此后，周公便着手制作礼乐，希望通过典章制度规范礼仪。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武王的弟弟。因为他的封地在周（洛邑），因此被称为周公。

诚如曹操《短歌行》中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那样，周公在制定礼乐时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着手从两个方面进行了修订礼乐的工作。

一是大量阅读前代文献资料、典籍，尝试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寻找良方。二是遍访贤士，向他们征求听取意见，周公居住的洛邑城内有许多殷商遗民，其中有许多是殷商时代掌管典籍资料的专业人才，他们谙熟《商颂》中的礼仪制度。所以，周公亲自登门拜访，谦虚地向他们请教，征询他们的意见。

此外，周公还亲自前往各个诸侯国，向他们请教各地的特有礼仪和风俗习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周公他夙夜兴工、殚精竭虑、不遗余力的付出中，礼乐典章终于修订而成。

礼和乐本来是两种不同的形式，但在周公的努力下，他将礼和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相辅相成的事物。“乐由中出，礼自外作”说的就是礼是规范人的外在行为的，而乐则是通过歌乐的形式来让这种制度更加深入人心，礼与乐相结合，两者相得益彰，使人们从内心产生对礼的认同。

在西周，乐舞与礼仪相配，有十分严格的制度，不同的等级配有不同的乐舞，周公制作礼乐就是希望用礼把人们的身份区别开来，用乐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起来，使整个西周社会尊卑有序，又能和睦融融。

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有其完整的体系，是一套非常繁复而且相当完备的规章制度，而且是成文的法典，主要记载在《周礼》中，有规范日常生活的冠礼、丧礼、聘礼、乡饮酒礼、相见礼；有规范祭祀的祭礼、祭天礼、祭地礼、祭社稷礼、祭宗庙礼；有饮食宴客的飨礼、燕礼；有规范君臣之制的觐礼、朝礼、军礼等。

礼乐本是源自原始社会的祭祀舞蹈，而且礼和乐是分开的两种形式，礼是祭祀时供奉的祭品，用于祭祀神灵；乐是歌舞，用于娱神献舞。所以在原始社会时期，礼乐的主要功用是祭祀。这从诗经中的《商颂》和《周颂》等篇章中就可见一斑。

如《诗经》中《大雅·文王》《大明》《思齐》《周颂·清庙》《思文》等篇章都作于周公时期，这些诗歌绝大部分用于郊天祭祖，周公就是当时祭祀仪式的主持者。

《诗经》的核心部分是“雅”和“颂”，《商颂》是商代流传下来的祭歌，《周颂》和《大雅》反映着周代的宗教信仰和国家政治，是对周代先祖事迹和价值观念的言说。它们不只是一首首诗歌，还意味着一个个在周代反复进行的仪式体系。

换句话说，《诗经》中礼乐法度已经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这些礼仪规范的目的在于使“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节有等宜”。

在诗经时代，祭祖、婚姻、宴飨、迎宾、丧葬等每个环节都有仪式，都与《诗经》有关。可以说，《诗经》是各种仪式的参考资料，无时无刻影响着诗经时代的方方面面。

《诗经》与贵族社交礼仪有关

在诗经时代，贵族必须了解《诗经》，熟悉礼制，认可并遵守这些规范。《诗经》中的诗句，是各国君臣交流、贵族交流的重要工具。《诗经》中的思想、语言和事例，成为当时各诸侯国之间交流的共同理念和交际工具。

在诗经时代，《诗经》的各个篇章被用在不同场合之中，相应地，它就产生了固定的仪式感。对诗经时代的人们来说，与礼制相对应的是诗经配合各种活动的仪式意义。

在诗经时代，哪些人必须要熟悉诗经呢？这从诗经中的一些关键词就可以一窥究竟，“君子”一词在诗经中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如“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君子偕老，副笄六珈”等。

诗经时代，“君子”是对贵族的泛称。所以，谙熟诗经，是诗经时代贵族的必修课。

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记载的“吴子使札来聘”一例，就是《诗经》与贵族的社交礼仪相关联的很好例证。

吴国的公子季札来到鲁国，在欢迎宴会上，鲁国的乐工们为季札献上诗歌舞蹈。鲁国是当时保存周朝文物较多，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因而季札特地请求观赏“周乐”，“周乐”就是诗经中的篇章。

所以，乐工们又为季札演奏了《周南》《召南》《邶》《鄘》《卫》等诗经名篇。乐工们为季札演奏，季札随观随评，大加赞赏，并叹为观止。观止，意思是观赏的这些乐曲，水平最高，到此为止，不需要再看别的了。

季札在评论时将此三地的诗歌并行说出，说出了这些诗歌的共同特点，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季札）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季札）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

再如《左传·襄公四年》记载：穆叔到晋国去，晋侯演奏《肆夏》等三首曲子，穆叔不拜，乐工演唱《大雅》中的《文王》等三首曲子，穆叔还是不拜。接着演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等三首曲子，穆叔三拜。

因为《肆夏》等篇章是周天子用来招待诸侯的，《文王》等篇章是诸侯国互访时所用的，而《鹿鸣》等三首诗章才是国君对大臣所用的，符合穆叔的身份，因此穆叔行礼答拜。

由此可见，诗经中的不同的篇章代表着不同的规格、不同的级别、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身份，它成为贵族社交礼仪与生活规范的一部分，它形成了一种成熟的社交礼仪，只要出现某种表演模式和表演内容，贵族们就立刻懂得它的含义了。可以说，诗经成为了贵族们社交礼仪中的一把密匙。

从汉代起，《诗经》就开始被选作学校的教材，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级学校都要求学生学《诗经》，在贵族子弟中，读诗写诗风气颇为盛行，以致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活动，成为中国社会的深厚传统。

无论是《诗经》的文学艺术成就，还是《诗经》与周代礼乐制度的关联，还是《诗经》在诗经时代扮演的社交功用，《诗经》都以其丰富的思想内容，迷人的艺术魅力以及写实的精神，成为了我国诗歌史的开山之作，集大成之作，并开创了我国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

《诗经》描写了古人栩栩如生的生活场景与画面，诗中有画，景情并茂，朴素的诗句蕴含着当时的人们对理想的憧憬与追求，对生活的热爱，反映着那个时代的社会人文风情。

《诗经》中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永恒主题，构筑了一代又一代爱好文学的人们在漫长的岁月里和充满坎坷的人生旅途上的精神食粮和情感寄托，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求知如渴的学子们在浩瀚诗海中汲取营养。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诗经》才在中国的诗歌长河中镌刻了一朵朵惊艳世人的浪花，才在中国成为传颂咏唱两千余年而不衰的经典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