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商君列传》：商君之法
《史记·商君列传》：“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商鞅变法可以说是为中国之后近两千年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奠定了雏形，他的重农抑商，改革户籍，废井田开阡陌等举措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商鞅变法的成功源于他的彻底性，他一方面敢于破除贵族的种种特权，使秦国社会不以富而荣，而以有军功而荣；另一方面，他又敢于以严厉的制度与法律约束人民，引导人民去致力生产，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史记》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商鞅变法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然而太史公却这样总结商鞅，“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商君列传》用了很大篇幅讲述赵良劝商君隐退，实际上反映出商鞅变法不得民心。赵良对比了商鞅和五羖大夫百里奚，认为二者的区别正在于百里奚是以德服人，商君则是以法制人。商鞅可以说是将法家思想贯彻得非常彻底，“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正体现出他对“国强民弱”的坚持，他始终将国家与人民对立起来，以商君之法而富强的秦国实际上正是“权使其士，虏使其民”。由此以来，商鞅不仅得罪了旧贵族，也没有讨好人民，在信任他的秦孝公死后，商鞅也难有好的下场。有趣的是，《史记》中论述韩非，吴起，商鞅时都用到“少恩”二字，吴起与商鞅更是因“少恩”遭受祸患。少恩就是很少念及恩情，换言之就是不近人情。三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崇尚严苛的法制，都主张强化国家机器，行事比较任性极端，基本不讲儒家所崇尚的仁义，因而受到太史公的指责。实际上，法家与儒家的扞格何止于此，《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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