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什么会覆灭？

因为政府财政崩溃。

为什么明朝政府财政崩溃就会灭亡？

因为在农耕文明时代，政府财政是唯一能动员社会资源的手段。

财政一旦崩溃，意味着政府丧失了对社会的动员能力——如同一个人丧失了免疫力一样，一个破感冒就会致命。

那么，明朝财政为什么会崩溃？

这个问题的根源要从明朝开国太祖朱元璋说起。

1 朱元璋的政治遗产

中国历史上通过农民起义实现改朝换代只有两个，一个是刘邦，一个是朱元璋。

朱元璋

造反出身最后却成了人生大赢家其心态是有问题的。

刘邦与朱元璋当了开国皇帝后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安全感，总担心未来也会有人效仿。

所以，这俩哥们不约而同的都搞了一个分封藩王制度——大儿子继承皇位，其余儿子一律分封为各地藩王，以亲藩制度来拱卫家天下。

历史上另一个搞藩王制度就是晋朝，这个晋朝是篡魏而来的，属于得国不正，天生道统就有瑕疵，所以晋朝开国皇帝司马炎也缺乏安全感，也要搞藩王制度维护家天下。

但历史就是这样搞笑，搞藩王制度的王朝没多久就天下大乱，第一个跳出来造反的就是这票皇室的亲戚藩王。

汉有七国之乱，晋有八王之乱，明有靖难之乱。

汉朝是中央政府最后平息了叛乱（晋朝比较复杂，这里就不分析了），所以，可以顺理成章废掉了这个藩王制度，让皇权集中。

明朝运气比较悲催，燕王朱棣干掉了侄儿成了永乐皇帝，这就比较尴尬了。

朱棣

朱棣是藩王出身，自然就不好废掉这个藩王制度——那相当于自行否定了自己出兵靖难的合法性，但是朱棣也要防备自家亲戚有样学样，未来也来一个靖难造反。

所以，朱棣就把藩王制度改造了一下。

按历史惯例，藩王在封地属于有相当权力的诸侯——有行政管理权，有自己的军队。朱棣把这些藩王的权力全废掉，只保留了给藩王的经济特权——

国家给藩王丰厚的俸禄，给藩王封田，相当于好吃好喝把藩王养起来，其余的事情都不允许藩王去做，连出封地也不行。

这样一个国营养猪的制度倒是有效防止了藩王作乱，但是，却给国家财政留下了巨大的隐患——这个我们后面来谈。

朱元璋第二个缺陷就是文盲出身，教育背景基本为零。

这种教育背景的缺陷即使后期朱元璋成年后拼命读书，即使朱元璋聪明过人，但是终究缺乏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这个缺陷对一般人不算个事，但是对于皇帝就有问题了。

这个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朱元璋缺乏顶层设计的能力，所以，明代制度大部分照抄元朝的制度，很多元朝有问题的制度都保留下来——比如军户制度。

其二，朱元璋不懂经济，因为朱元璋的一顿骚操作，让明帝国丧失了铸币权，这个对明朝后期财政的崩溃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2 明朝丧失了铸币权

讲一讲明代的货币体系。

明朝初期货币之一

中国古代主要的货币都是铜钱（不是白银，白银一般用于大宗交易结算），但是中国却是贫铜国，铜矿少而且开采难度很大，所以铜在古代都属于贵重金属，价值很高。

用价值较高的稀缺金属去制造价值单价较低的货币——这本身就属于亏本买卖。

相当于我们现在国家用黄金来制造一分钱的硬币，即使黄金含量少，其价值也远高于1分钱。

所以，中国古代货币就陷入一个怪圈——

当统治者铸造铜含量较高的货币时，民间的选择就是大量收集铜钱然后融化提取铜来套利；当统治者铸造含铜较低的货币时，又因为这个铜钱显得粗制滥造，仿冒很容易，被民间拒绝流通。

最关键的是，中国产铜量较低，随着人口的争夺经济的增长，这个主要流通货币就严重不足，造成通缩，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

所以，从宋代开始，统治者就开始寻求替代的货币。

宋朝是第一个发行纸币的朝代，这个朝代的纸币叫作交子。

交子

宋代官员金融水平很高，在发行交子时也配套设计了准备金制度，宋朝的交子都有相应的贵重金属储备来保证其价值。

宋朝因为通过交子发行掌握了这个铸币权，所以宋朝是历代王朝中资源动员能力最强的朝代。

南宋偏安一隅，但是却能对抗巅峰时期的蒙古大军长达数十年，这个交子功不可没。

蒙古统一中国之后治理水平相比宋朝就是一个渣。

元朝统治者当然也明白发行纸币的好处，元朝的纸币叫作“钞”，元代大部分时期，不铸造铜钱并禁止使用前代铜钱。

除少数地区外，钞是唯一通用的法定货币。

但是蒙古人玩金融很废材，纸币发行没啥成本，但是掠夺资源的好处却是立竿见影的。

所以，蒙古人发钞开始还有点节制，后面就乱来了，最后这个元朝的钞很快就变成废纸。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几乎全盘继承了元朝制度，其中也包括这个纸币。不过明朝的纸币叫作“宝钞”。

明朝宝钞

朱元璋发行纸币吃相比蒙古人还难看，一方面拼命印钞，另一方面规定民间缴纳赋税时使用宝钞不得超过30%（另外70%或者实物或者金银）。

尼玛，这是只印钞不回收啊！所以，明朝的纸币贬值比元朝还快，朱元璋还没死，这个明朝宝钞已经沦为废纸。

朱元璋为了保证宝钞发行，不但禁止金银在民间流通（但是缴税可以），还停止了铜币的制造。

纸币变成废纸，铜币也不发行，民间就自发将金银作为流通的货币。

在明代之前白银一般只是大宗交易结算，但是到了明朝，因为朱元璋一轮骚操作——纸币成为废纸，铜币停止制造，民间就逐渐自发用碎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

中国不但缺铜，更缺银。银两的供应主要靠外贸流入。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贸易顺差，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是畅销全球几千年的硬通货。

明朝欧洲列强建立了与中国的海贸线路，于是大量白银潮水般涌入中国，然后是中国大量商品流出。

到明朝中叶，有学者估算，当时中国的白银数量要占全球的一半。

我们用海量的商品换回来一堆不能吃不能喝的银子——商品总量减少，货币（银子）总量不断增加，所以，从明朝到清朝，整个社会经济一直处于通胀的状态。

明天启六年，1两白银可以购买1石粮食，到了1908年，1石粮食需要3.895两白银。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朱元璋给这个帝国留下的政治遗产：

1.政治上藩王制度；

2.经济上国家丧失铸币权，国家被动接受白银作为主要货币；

3.军事上军户制度（这个就不展开了，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制度）；

明朝运气很悲催，一般开国太祖留下的制度缺陷后代多少可以逐渐纠正，明朝偏偏遇到一个靖难之乱——朱棣抢了侄儿的皇位。

为了彰显自己执政的合法性，朱棣不但保留了藩王制度，还几乎全盘保留了朱元璋的政治遗产，让明朝顶层设计先天性缺陷固化下来。

3 悲催的明朝财政

明朝财政从立国之初就是一个弱势的吃饭财政，财政收入主要就是维持三块开支：皇室（藩王）、官员俸禄、军费。

由于丧失了铸币权，明朝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基本为零。

最重要的是，由于制度性的缺陷，明朝虽然随着人口增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明代人口从明初几千万到末期增长到2亿），但是财政收入却增长迟缓。

下面我们来看看明朝税收制度性缺陷。

以天启六年为例。当年明朝财政收入包括田赋收入米麦2600万石，军屯400万石，盐税200万两左右，金花银100万两（税粮折收的银两），茶税10万两，另外就是税收中收取的纺织品等各种实物大致折价几十万两。

另外的就是皇帝的小金库通过皇庄、皇店每年也有几十万两的收入，不过这个收入属于皇帝的私房钱，与国家财政收入还是有区别的。

大家看了上述明朝税收结构有什么感觉？

这是一个完全依赖农业生产的税收结构。在田赋之外的收入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茶税只有可怜的10万两，商税为0，关税为0！

明朝中后期因为西方列强建立了与明的海贸商路，每年与明朝都有规模巨大的海外贸易。

光是白银净流入每年都高达数十万两，为什么明朝政府只能眼睁睁看着如此巨额的贸易却没有征收关税呢？

因为明朝有个禁海政策——也就是禁止民间出海，禁止民间与海外进行贸易。

这也是朱元璋留下的政治遗产。

洪武年间，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自元朝开始的海禁政策 。

早期海禁的主要对象是商业(商禁)，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进贡除外)。

明永乐年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是放开的只是朝贡贸易，民间私人仍然不准出海。而后随着倭寇之患，海禁政策愈加严格。

郑和下西洋

隆庆年间明政府调整政策，允许民间赴海外通商，史称隆庆开关。

然而隆庆虽然开放了海禁，但是明朝依然没什么关税收入。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朝堂上以东林党为首的南方沿海系官员的阻扰！

东林书院

为什么以东林党为首的南方沿海系官员要阻扰明政府收取关税？

呃，不对，这票官员不但阻扰明政府收取关税，还百般阻扰明政府征收商税。

明朝中后期，政府财政压力巨大，大部分年份财政都是赤字。

然而，只要朝堂上有人提议在沿海收取关税与商税时，一干沿海系官员就跳出来反对，理由也是冠冕堂皇——国家不能与民争利！

这个“民”当然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东林党背后的沿海缙绅士族。

这票缙绅士族在海贸与商贸中赚钱赚得手软，当然不肯让政府来抽税。

明朝官员是通过科举产生，南方沿海地区经济发达，读书人基数大而且水平较高，在统一科举考试中占尽优势。

明清两代，长江以南地区中举人数长期碾压北方地区，最高年份南方中举人数是北方的4倍（呃，所以，高考不同地区录取分数不一样是有道理的）。

清朝是高度中央集权朝代，皇帝权力很大还可以压制南方系官员。

明朝皇权远不如清朝，所以，明朝大多数时候国家政策就被南方系（主要就是东林党）官员所绑架。

在崇祯时代，东林党干掉了所有其他派系的官员，整个朝廷东林党一统天下，号称“众正盈朝”——

意思是，整个朝廷都是“正人君子”。呃，最后满清入关，投降最多的也是这票“正人君子”。

关税不能收，商税不能收，明财政已经很苦逼了，但更苦逼的是，明财政主要依赖的田税收入还有一个极大的漏洞。

中国自古官员士绅就不纳税，也就是说官员与中举的读书人田地不纳税。

这个政策是国家财政的一个极大的漏洞，因为有这个政策，所以，一般的自耕农常常“自愿”将名下的土地“投献”给官员与缙绅——

其实就是自耕农与缙绅合谋瓜分政府的税收。

所以，历朝历代到了后期，土地兼并情况就会越来越严重，政府税源急剧下降，财政收入也急剧下降。

这个政策性漏洞直到清代雍正皇帝才把它堵上——雍正是第一个推行“官绅一体纳粮”的皇帝。

所以，雍正在读书人记载的历史中口碑是最差的，这票读书人编造了很多黑历史妖魔化雍正，越离谱越有人信。

明朝是一个弱势朝廷，自然不可能如同满清政府这样强势。

本来，各地官员为了自己的税收考计（田地数量少了，税收下降，官员考计要出问题），还会主动去控制地方上的田地“投献”。

但是明朝又遇到一个万历皇帝这样贪财的统治者。

在明朝，皇帝要花钱是不能向户部伸手的，皇帝有自己的小金库叫内帑，这个内帑收入主要来源于皇庄、皇店，一年大致有几十万两。

万历上台后觉得内帑的钱不够花（他给自己修陵墓就花了几百万），就派出太监出去捞钱，包括兼并更多的店铺作为皇店，兼并更多的田地作为皇庄，另外就是开矿收矿税。

其实万历皇帝也没兼并多少土地（估计最多几万亩），但是皇帝自己开了这么一个恶劣的先例，下面官员群起效仿，土地兼并就愈发严重。

地方官员控制不了土地兼并，为了完成税收考计，就在剩余的自耕农身上加征田赋，从而导致自耕农负担越来越严重。

明朝政府既不能征收商税与关税，也不能向官员与缙绅征税，所以，财政有困难就只能在农民身上想办法。

从万历46年开始，明朝政府为了支付越来越庞大的军费开支，陆续加征三种新税：辽饷、剿饷、练饷——史称三饷。

1580年—1644年是著名的小冰河时期，气候严寒导致北方农耕收成锐减，叠加土地兼并以及三饷的加征，这个三饷后期甚至达到田赋的几倍（明末直接奔着2000万两去了），直接导致大量自耕农破产。

以上就是明朝财政收入的问题，现在我们来看看财政支出的问题。

4 国营养猪（藩王）制度

明朝财政支出最大的负担是什么？

是皇室开支。

准确的说就是养藩王的开支。

这是朱棣设计的“国营养猪”制度的恶果。

明代藩王制度是世袭罔替，亲王的长子也是亲王，其余儿子降一级就是郡王，郡王的长子是郡王，其余儿子降一级变成镇国将军，以此类推。

因为朱棣设计的藩王制度，藩王不能干预地方政务，不能出封地，所以明朝的藩王其实就是被猪一样养着等死。

这票被圈养的藩王平时也没啥事做，就是吃喝拉撒生孩子，生出来的孩子还都有爵位，按照制度要给俸禄，要给庄园与田地。

所以，到了明朝中后期，朱元璋的子孙越来越多，国家财政负担就越来越重。

大家感受一下明朝皇室给财政造成的负担。

从上图可以看出，明代财政支出主要就是军费、官员俸禄与皇室开支，对民间的救济支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种弱势的吃饭财政从另一个层面也可以认为，明代政府应付自然灾害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差。

皇室支出是明代财政的沉重负担，明代初期还好一点，宗室人数不多，财政负担不大。

到了明末，随着朱家子孙人数急剧膨胀，到1602年，明代皇室支出已经达到1526万两白银，占国家财政总支出比例高达52.89%。

5 乱象丛生

明末的社会乱象其实也是政府财政危机的折射。

从万历皇帝后期，明朝财政年年赤字，悲催的明政府既不能学现代政府举债，也不能通过印钞来冲抵，所以，明末政府就只能大规模削减开支。

首先就是裁撤机构——按照封建皇权政府的惯例，裁撤机构不是裁撤最没用的机构，而是裁撤最没有发言权的机构。

所以，政府驿站就被砍掉了。呃，本来在驿站吃财政饭的李自成同学就这样悲催的丢掉了饭碗，一怒之下，李自成同学就参加了农民起义军。

李自成

然后是拖欠军饷。在天启与崇祯两代，拖欠军饷成了常态，所以军队士兵一个个瘦弱不堪，士气低迷。

边军闹饷事件层出不穷，辽东军务废弛——几乎是眼睁睁看着后金一个野蛮部落成长为明朝最凶恶的敌人。

军费拖欠还有亏空就只好拖欠官员俸禄。明代官员工资历朝最低，到了明末连这个低工资也不发了。

领不到工资的官员或者不干事，或者就自己去“想办法”——直接导致明末贪腐成风。

各级官僚各个如虎似狼，什么钱都敢贪，比如户部拨给边军的军饷，还没出京城就要打六折。

到了崇祯后期，山穷水尽的明财政连藩王的俸禄也要拖欠，没有收入的宗室们或者派出侍卫在各个交通要道收商税——其实就是收买路钱，或者就去抢农民的土地。

整个社会秩序已经濒临崩溃。

财政的危机不仅引发了社会的危机，而且对军事作战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 三大战役

下面，我们来谈谈财政危机对军事作战的影响——三大战役为什么会失败？

在明代历史上，有三大战役至关重要，这三大战役的失败基本也就决定了明朝覆灭的命运。

这三大战役就是萨尔浒之战、松锦大战、孙传庭出潼关之战。

后世对这三大战役的分析多立足于军事与谋略的层面，这些分析都流于表面，其实真正深层次的危机还是财政的问题。

我们以萨尔浒之战为样本，看看明朝为什么输掉了这场决定辽东命运的关键战役。

萨尔浒战役是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二到三月间，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以及萨尔浒附近地区大败明军四路进攻的反击战，是明朝与后金辽东战争中的战略决战。

努尔哈赤

萨尔浒之战中，努尔哈赤以"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集中兵力、各个击破，5天之内连破三路明军，歼灭明军约5万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明军除行动迟缓的李如柏一路败退幸存外，其余几路被后金全歼。萨尔浒大战以后金全胜、明军大败而结束。

此战役是明清战争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明清兴亡史上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该次战役之后，明军在辽东彻底丧失战争主动权，后金不久就夺取了辽东（东北）大部分土地。

萨尔浒战役明军集结兵力为11万，其中有8.6万是从全国各地调集的精锐；而后金总兵力只有6万人。

以两倍兵力优势为什么反而被后金大败？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分兵四路，一个是朝廷内阁“反复催促”导致明军仓促急进。

分兵让力量分散；急进让士兵疲惫不堪，防御薄弱；最后让后金集中主力各个击破。

这就是萨尔浒战役明军失败的原因。

现在问题来了，明军为什么会“分兵”？为什么会“急进”？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为什么会“分兵”？

首先讲一个军事常识——在冷兵器时代，两只规模较大的军队会战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双方都有会战的意愿——

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只要其中一方不愿意，另一方没有能力强迫对方接受会战。

这个原则放在萨尔浒战役的大背景下就是这样的局面：明军集中优势兵力企图一举全灭后金军，但是，这场仗能否打起来还得要后金方面同意。

如果后金方面觉得这场仗没有胜利的希望，大可以一走了之。

农业时代，也没有啥必保的工业基地，后金以游牧文明起家，机动能力很强，兵民一体的体制也保证了其能够迅速转移。

如果后金举国向外兴安岭方向撤走，以步兵为主的明军是奈何不了后金的。

如果仅仅是驱赶后金向北转移，以举国之力才组织起这场战役的明军是根本无法向朝廷交代的（这个我们后面来谈）。

所以，明军要后金有意愿接受这场会战，就得给对方创造可以取胜的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分兵。

分兵的逻辑就是让双方都有胜利的希望，所以才有可能迎来双方的会战。

后金的胜利希望在于，以集中对分散，各个击破分兵的明军；

明军的胜利希望在于，以某路明军缠住后金主力，其余各路分进合击全歼后金军。

这才是双方都有机会的会战，这样才能让后金一方接受这场会战。

同样的逻辑在解放战争中可以得到印证，当国民党军集中优势兵力并且齐头并进抱成一团时，解放军是绝对不会与之会战的，至于根据地的坛坛罐罐让国民党去砸。

分兵另一个逻辑就是减小后勤的负担。

打战就是打后勤这个大家都知道，在古代后勤是特别痛苦，也特别花钱的事情。

同样是集中10万大军，是分兵几路还是集中在一起再行动，对后勤的负担完全是两个概念。

萨尔浒战役前，明军分驻四路，相互之间驻地达到几百里。

如果要将这四路明军汇集到一处，再将相应的粮食、物资运输到一处，不但耗时良久，而且将给后勤制造更大的负担，这样的负担当时的明朝财政是无力承担的（这个我们后面来讲）。

所以，分兵四路的策略无论是从军事上还是后勤层面都是一种必然。

萨尔浒之战

为什么内阁催促明军“急进”？

本次作战，因为朝廷内阁“反复催促”导致明军出兵很急。

内阁原定1619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出边进击，但因天降大雪，改为同月二十五日（只推迟了4天）。同时，限令明军四路兵马于农历三月初二会攻赫图阿拉。

四路兵马只给了八天的时间就要求会师赫图阿拉！

那么明军要走多长的路呢？

以从沈阳出发的明军主力杜松部为例，在当下沈阳到赫图阿拉有163公里。明军进军路线与现代的道路差不多，也就是326里。

但是在明代这条路线大部分没有什么像样的道路，一只数万人的大军，带着大批辎重，要在八天时间里，在小冰河时期的东北冰天雪地中行军326里，绝对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任务。

其余几路明军路程也差不多。在冰天雪地里带着辎重平均每天行军40里，连续八天——

经历如此艰苦的行军之后，明军士兵还能保持多大的体力？以远征疲惫之师去攻击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的敌军，这是打仗还是送人头？

为什么明朝内阁会下这样不近情理的命令？

原因很简单：明朝廷没钱了！

明朝财政就是一个典型的吃饭财政，每年仅仅只是应付皇室开支、官员俸禄以及承平时期的军队开支就把财政收入消耗一空。

遇到萨尔浒这样的大型战役需要从全国调集物资与军队时，财政只能挖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勉强应付。

偏偏明末调集军队与物资效率极低，明朝廷为萨尔浒战役的前期准备工作高达一年，其实萨尔浒战役还没开始打，明政府财政已经快要破产。

为什么前期准备工作就要1年？

首先是调兵不易。

明朝常备军包括边军70万，京营10万，内地60万左右，纸面数字看上去很多，其实能拉出来野战的不超过30万。

这30万军队分布全国各地，要从中抽调7—8万军队殊为不易，内阁与各地边镇各种扯皮，最后好歹抽调了8万多精兵，这些兵马汇集到辽东花了8个月。

其次是后勤保障，这个难度更大。

要保障十万以上的军队在辽东集结以及作战，内阁计算光是粮草就需要90万石粮食，1440万束草，80万石豆。

这么大的数目辽东本地是无法供应的，所以只能从外地运输。

运输有两条线路。

第一条：山东运输到辽东，海运加陆运，山东登州起航到旅顺口海运；旅顺口到辽阳陆运。

七百里地，一人一骡驮5、6斗，日行50里，往返至少要20里。

每日需要补贴口粮草料5分，往返1次就需要1两2钱有余；也就是说大约花费2、3两银才能运输1石粮。

第二条：通州运输到山海关。

陆地运输7百里，10万石粮食，需要12万两银子；至于粮食需要的口袋（每袋能装1石粮）、沿途损失、大车5千辆，都是耗费。

以上还只是计算登州到沈阳，以及通州到山海关的运费，物资从其他地区运输到登州或者通州的运费更是一笔巨大的费用！

除了粮草还要补充军械、装备、火药、马匹等等，这些物资要运输到前线也耗资巨大。

萨尔浒战役准备期长达一年，这一年里户型为此开销超过300万两，兵部、工部开支也超过100万两，合计明朝中央财政支出超过400万两，这还不包括地方政府为军队过境提供的补给，以及运输招募的农夫等等费用。

为了筹集这笔前期费用，明户部把国库都搬空了，后来只能先找皇帝要內帑私房钱，也不够，又从兵部工部太仆寺挪借，还不够，再从南京各部借、搜刮各省所拖欠的京运钱粮——就这样才勉强保证萨尔浒战役完成了前期准备。

这就是朝廷内阁“反复催促”明军出兵的背景原因——

朝廷箱子底都刮干净了！

再不出兵，不用后金来打，明军自己的补给就要断了！

所以，虽然在辽东冬季出兵对明军很不利，虽然八日内要四路明军行军320里会师赫图阿拉更不合理，但是没办法，赶鸭子上架也只能去搏一搏了！

萨尔浒战役失败后，史书评价——

这场战役时辽东的转折点，从此，明军在辽东丧失了战略进攻能力，转入被动挨打的战略防守阶段。

其实这句评价都是扯淡，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明朝到了万历皇帝后期，其财政能力已经不具备支撑明军在辽东发起战略进攻——

这个财政能力已经在朱家藩王拼命造人运动中消耗殆尽。

1640年松锦大战，崇祯调集了明朝最后的战略主力——九边精锐13万人由洪承畴指挥救援锦州。

洪承畴

这是大明朝最后的一点本钱，所以洪承畴主张稳打稳扎。

但是当时的明财政比萨尔浒时期还要窘迫，崇祯没有这个财力支撑洪承畴的“缓进”策略，于是派兵部尚书陈新甲催促洪承畴迅速进军，企图速战速决。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畴在宁远誓师，二十八日率部抵锦州城南乳峰山一带，与清军激战。

八月二十日，清阿济格绕到明军后路，突袭塔山，夺取明军粮草一部。

与此同时明军“因饷乏，议回宁远就食”，决定分成两路突围——

你没看错，明军后撤还不是因为粮草断绝，而是军饷没了——决定明清命运的战略决战才打一个多月，前方部队已经发不出工资了！

换句话说，即使阿济格不突袭塔山，明军也得撤退。

突围之后，明军就全面崩溃，明朝最后一点本钱输得干干净净。

你看看，财政不给力，打仗就是送人头。

1643年5月，崇祯严令驻守潼关的孙传庭率部出潼关去剿灭李自成所部农民军。

孙传庭

虽然孙传庭一再上书请求皇帝多给他一点时间去训练军队。但是当时的明朝财政已经破产，崇祯把自己內帑私房钱都全拿出来才勉强让孙传庭维持了一只稍有战斗力的军队。

崇祯哪有能力多给孙传庭“一点时间”？

于是再次严令催促，孙传庭含泪出关，最后一支明军全军覆灭。

6 制度的纠错能力

最后总结一下，明朝的覆灭是财政危机导致的社会治理危机。

财政的崩溃让明朝廷丧失了对帝国资源的动员能力。没有动员能力的政府——如同一个人丧失了免疫力一样，一个小伤病就足以致命。

假如我们把明帝国比喻成一个巨人。

农民起义相当于这个巨人身上长了一个浓疮，后金（满清）相当于在这个巨人身上开了一个伤口。

因为没有免疫力，这个巨人只能眼睁睁看着浓疮溃烂，伤口流血不止，最后丢掉了性命。

在这个明朝覆灭的历史描述中，大家可能注意到我几乎没对明朝后期人物作用做出任何评价。

因为我认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换谁上都没用。除非整个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特别是财政与税收制度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革。

然而我很怀疑明朝君臣是否有这个能力，即使如张居正这样的强人搞一条鞭法改革也是昙花一现。

有趣的是，清朝却有这个制度改革的能力。其实在康熙后期，满清帝国已经开始呈现财政危机的先兆，如果不是雍正刷新吏治大刀阔斧改革——

特别是强制性推动“官绅一体纳粮”，满清这个异族统治的政权最多撑到18世纪中叶就得完蛋（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远比雍正的“官绅一体纳粮”温和得多）。

为什么清朝有这个制度纠错能力，而明朝没有？

因为清朝是农业社会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而明朝则是一个小政府、地方自治的国家。

人类5000年文明在宇宙的尺度上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任何社会制度都可以看着是文明的一种实验。

所以，制度的顶层设计有缺陷，领导者犯错误这些都没问题，最关键的是，这个制度设计能否具备纠错能力。

不具备纠错能力的制度实验，其生命力终究是有尽头的；

具备纠错能力的制度才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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