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满人是殉国的多还是“水太凉”的多?

殉国者寥寥无几,水太凉遍地都是,却也得益于此而生生不息:

“当M人发现抵抗徒劳无益时,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跪在地上,放下手中的武器,请求革命军放他们一条生路。当他们跪下时,他们就被射死了。有时整整一排都被射杀……无论长幼,男女,甚至小孩子,都同样被杀,房子被烧光抢光。那些希望躲过这场风暴的人最终也被迫暴露。革命军在一堵矮墙后,放了一把无情的大火,把鞑靼城焚烧殆尽。那些试图逃出来进入汉城的人,一出现在大门,就被砍倒在地。”——英•J.C.凯特回忆录

“一个将要被杀害的旗人妇女可怜地哀求:我们是无罪的,我们也憎恨我们的祖先,因为他们虐待汉人:另一位老夫人哀求:杀死我们这些没用的妇女和孩子,你们能得到什么呢?为什么不释放我们,以显示你们的宽宏大量呢?士兵们虽然有所触动,但不敢回应,还是将她们杀死了。”——路康乐《满与汉》

历史,总是在因果轮回中重演。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普通人身上,就是一座山。而时代浪潮对作为族群的满人所造成的震慑与恐怖,其实比直接屠杀要深重得多。

广州满城在光复前,满人官员个个胆战心惊,街上的旗人走路低声下气不敢抬头。殷实绅商和旗人眷属纷纷迁逃,情状狼狈。南京旗城是同样的惨淡,传说革命军一到,就要报清兵入关时屠杀汉人之仇。满人躲在家里天天哭泣,尤其是妇女,因为既没有缠足,服装又和汉人不同,更加发愁,纷纷向估衣铺购买汉人妇女衣服,打扮成汉人,还硬给十岁左右的女孩子缠足;男子也都改名换姓,充作汉人。在北京,满族妇女放弃了原来引以为豪的发式,以免招惹危险,到使馆区要求庇护或就近寻找房子的人数也每天都在增加。杭州则甚至在光复以后,民军有安置旗人办法,每人可领一笔生活费用;但由于恐慌,旗人此时大部分都已逃跑,更怕的是由此暴露旗人身份,遭汉人报复,因此几乎没什么人敢去领这笔款子。

满族诗人唐日新在一首忆昔的诗中哀叹:“自从民元到如今,民族沉怨似海深;旗族伤残如草菅,谁敢自言满族人。”

辛亥革命后,除了少部分皇室成员,大多数满族直接改头换姓,从此过上隐姓埋名的生活,他们将自己满族身份给抹去,将自己定义为汉人。如著名作家老舍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公开了自己的满族身份。一代相声名家侯宝林更是直至去世前才坦承自己的满族身份

再补充两个经典的满洲大员“水太凉”案例,大家自行品读。

托忒克·端方(1861年-1911年),满族正白旗,清末著名的政治家、金石学家、收藏家。不过他还有个民族身份是汉族人,名字叫陶端方,这他本人亲口承认的。

那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要说这端方也算是个满洲贵族中少有的新派人物,平素热爱拍照和收藏。在考察外国的过程中带回了一台相机, 1909年11月19日,慈禧出殡的那一天,端方偷偷派人沿路摄影拍照,以图日后收藏。结果当队伍行至东陵隆思殿之时,几名撮影师被官兵发现,随即被拿下,由肃亲王亲自审讯,摄影师很快供出了端方。于是隆裕太后遂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为由,罢免了端方的直隶总督职位。

不过到了1911年,满清搞铁路国有化,激起民变,四川爆发保路运动。朝廷内无人愿意接下这个烫手山芋。清廷于是委派赋闲在家的端方出任督办川汉铁路大臣,赴四川平事。

端方知道此去一行凶险,但也不打算坐以待毙,他采取的办法就一个,那就是拖,从北京出发足足走了三个月,才走到武汉。

后来袁世凯指示冯国璋镇压武昌起义时,要他“慢慢走,等等看”,不知道是否就是以端方为榜样。

然后谁能想到,端方的拖字诀,不但没能给他带来安全,反而成了他的催命符。

随着保路运动愈演愈烈,四川现任总督赵尔丰又处置失当酿成血案,川民激愤,眼见就要起义。摄政王载沣只好把端方升官,署理四川总督,叫他不得拖延,马上前往四川赴任。

估计此时端方的心情是欲哭无泪的,为了给自己增加安全感。他犯了人生中最致命的一个错误——带走了湖北武昌第八镇的两个标,作为自己的卫队。

此时的武汉新军已经被革命思想严重渗透,排满情绪强烈,很多人都加入了革命党。这件事武汉当地官员都心照不宣,唯独端方这个外来钦差不知道。

于是尴尬的一幕出现了,端方带着这批潜在的革命军走到半路,武昌城头那声炮响了。这下随行的新军将士不干了,武昌的兄弟成了英雄,而自己却跟着端方这个满人前往镇压革命,这落差不是一般的大啊。不做点儿什么,岂不等于成了清廷鹰犬?

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了端方。

接下来的几天,端方忽然地发现,这些武昌士兵们看自己和随行弟弟端锦的眼神十分诡异,仿佛在看两头待宰的羔羊。对此他只能极力讨好这些士兵,给他们雇佣马车,发放薪酬奖励。

但是,该来的躲不掉,兵变最终还是发生了。一天夜里,端方与其随行的弟弟端锦正与几名亲信商议退路,起义士兵们破门而入将他从桌上提了起来。端方顿觉不妙,千钧一发之际他噗通跪倒,祭出了最后的保命手段:“大家不要冲动,我其实姓陶,是汉人,我的亲爹叫陶澍。你们要驱除鞑虏,我和你们一起干。”

紧接着,端方说出了一段匪夷所思的故事:

端方的母亲曾经是汉族大臣陶澍的婢女,还被陶澍收入房中。然而后来因为惹怒了大房被赶走,原因当然就是怀孕。然后在怀孕期间端方母亲又被满洲贵族桂和相中(别问,问就是贵和有绿奴属性),随即生下了端方。

放平时,要有人敢如此造谣端方的身世,他本人估计会把这人大卸八块。可眼下保命要紧,也顾不上其它了。

然而,这个临场发挥的故事太过荒唐且逻辑不通。革命军中有人粗通文墨,马上站出来揭穿。原来端方口中这个陶澍,早在道光十九年也就是1839年就去世了。如果端方真是陶的儿子,那么此时他应该是个七十多岁的花白老者。而端方现在看上去不过五十出头(端方生于1861年),二者相差岂是毫厘。

所以,这不过是端方临死前的攀咬罢了。新军将士纷纷被端方的油腻演技噎到了,现场响起一片嗤鼻之声。端方见状,只好又认真打起了感情牌,他痛哭流涕表示:这一路上我对你们大家还不错吧,能不能饶我一命?

可惜新军将士们分得很清:“大人待我们不薄,是私惠;今天举的是公义,岂可因私废公!”。说完手起刀落,端方和弟弟就这样端锦双双殒命。可怜端方辛辛苦苦冒充汉人,结果还是没能逃过一死。

比起端方一开始就怂怂懦懦的发挥,另一位高手前倨后恭的表演,反差之强烈,就堪称鲜活了。

朴寿(1856—1911年),满洲镶黄旗人,1874年考中举人,后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为了生存朴寿进入官场,历任太常寺笔帖式、步军统领衙门笔帖式等文职,由于多年得不到升迁,他试图贿赂荣禄,但荣禄家大业大,对他那点儿奉承不屑一顾。于是朴寿又豁出身家贿赂大太监李莲英,这次朴寿剑走偏锋,不求自己升官,只求一个能将女儿献给慈溪太后的名额。

原来朴寿此前就了解了慈溪老佛爷的喜好,夜以继日训练女儿的按摩技术。所幸女儿进宫后凭借按摩技术得到慈禧的宠爱,慈溪遂将其女作为自己的干孙女,朴寿由此得以平步青云。

1907年九月,清廷调朴寿担任福州将军,兼管马尾船政。然而在这里待了没几年,朴寿的好运就到头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浪潮很快席卷了清廷的半壁江山。

同年11月6日,福州同盟会发布通告,劝谕福州满洲八旗官兵投降,以图实现不流血的革命。为此福建谘议局向福州将军朴寿提出两项基本要求:

第一,所有满人宜服从新政府之安置;

第二,旗军宜将所有军械火药缴交新政府节制;

同时也给出了两项基本保证:

第一,此后满汉不分区别;

第二,满人之俸禄,仍照旧支给。

公平来说,革命军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提的都是合理要求,给出的保证和待遇堪称优渥。然而有一个人却对此嗤之以鼻,此人正是时任福州将军的朴寿。

素来以大满洲主义者自居的朴寿一向看不起汉人,他命令驻防八旗加强戒备,旗营以外大街小巷设置栅栏,旗兵把守城门禁止汉人进入。凡十三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男子全部被编进八旗巡防营训练射击,妇女则每人发给一把刀,准备负隅顽抗。当时满洲八旗驻防福州的兵力共2600余人,有德国造毛瑟步枪上千支,兵力对比革命军,八旗兵也占有优势。这也让朴寿觉得自己有抵抗的资本。

有意思的是,为了激励满人血战到底的意志,朴寿还命令旗营各户囤积煤油,另提拔满人里头的激进份子,组建了一个五百人的“杀汉团”,分编为冲锋、放火两队。冲锋队充当敢死队的任务,放火队负责在败亡之际纵火焚城,以图与城内汉人同归于尽。扬言:“见汉杀汉,老幼不赦”。

不得不说朴寿这个操作,和海龄当初在镇江“攘外必先屠汉”的所作所为不能说一模一样,但可以说是异曲同工。

要不怎么说,大清还是那个大清,满洲子弟还是那帮满洲子弟,没有一丝丝改变。

1911年11月9日拂晓,革命军发起攻击,从于山发炮轰击旗下街,命中朴寿的指挥部将军署。但由于因炮弹缺乏,发炮10余发后停止,朴寿见状命令放火队出动,大肆焚毁于山下的汉人民房。革命军被迫急调救火人员、车辆到各处扑灭火灾。朴寿见状命旗兵趁乱从旗汛口、狮桥头大路冲出,在与革命军展开巷战,均被击退。

与此同时,杀汉团团长文楷见于山炮声沉寂,率杀汉团冲锋队分路从观巷、九曲亭向于山猛扑,企图一举夺取大炮。于山新军坚决阻击,双方展开激烈的拉锯战。危机时刻革命军中由学生组成的炸弹队也奔赴战场,向杀汉团投掷炸弹。不久屏山枪械弹药库的炮弹运到,于山炮兵再度发威,摧毁了占据法政学堂制高点的清军“八旗捷胜营”的机枪阵地。旗兵死伤甚多,杀汉团后续部队由于遭到炮火阻击纷纷逃窜。这时从闽北调来福州的徐镜清巡防营,经革命党人孙道仁的争取,也由洪山桥开进城内参加起义。革命军闻讯声势大振。于山上的新军步兵趁势发动反击,重创杀汉团冲锋队,迫其退回九曲亭。

与此同时在津门路、秀冶里、高节里一带的革命军发起攻击,至此旗兵全线溃败。在溃退过程中,杀汉团放火队又在旗汛口、高节里、鳌峰坊等处放火。迫使革命军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兵力救火。当地百姓对这些肆意放火的极端分子非常痛恨,积极配合革命军搜捕,只要抓到立行处决。革命军很快便将他们肃清。

10日,眼见毫无希望,城内旗兵斗志丧失,竖起白旗请求投降。许崇智准其所请,派排长陈金魁等人下山,督促旗兵至南较场接受投降。战事至此基本结束。

此时压力全部给到了福州将军朴寿这里,那么我们的主角儿朴寿在干嘛呢?

不好意思,他正忙着收拾细软准备跑路。

要说朴寿这人的形象也挺鲜活,此前他极力煽动满人拼死抵抗,摆出一副要和汉人鱼死网破的狠架势,然而真到了危急存亡之秋,他却率先跑路。

11月9日傍晚,朴寿携带眷属乔装打扮逃出自己的将军衙门,在统领德润的陪同下溜到了蒙古营副都统明玉家中。此时这里正聚集着不少旗营中的军政要员以及知识分子,这些人正在商议出路的问题,而商议结果是大家一致决定投降。朴寿见势不妙,自知罪孽深重投降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于是便借上厕所的名义溜走。

在后院的厕所,朴寿意外捡到了装备:一副挑粪用的扁担。于是他灵机一动,往身上胡乱涂抹了些泥巴和粪便,然后翻出墙外试图化装成挑粪的农民逃向福州郊区,将一众家眷老小遗弃在明玉府中。

然而毕竟专业不对口,朴寿用力过猛,浮夸的造型和演技反而引起前来搜查的炸弹队队员李善进、刘德观的注意,最终被拦下盘查,期间朴寿双腿发软不能自制,引起二人的进一步警觉,朴寿以试图逃跑作为回应,结果被当场控制,身份旋即暴露。

最初革命军仍对朴寿加以基本的尊重,他的身份是武官,于是请他骑马,但朴寿知道自己身材臃肿根本骑不上马,因为怕丢洋相一直扭捏不肯上马。革命军只能改用轿子把他运到了司令部。

朴寿被抓的消息不胫而走,革命军将士和当地百姓十分义愤,强烈要求把他就地正法,司令部于是宣布了他的六大罪状:

罪一,组织“杀汉团”屠杀平民;
罪二,用酷刑屠杀爱国学生;
罪三,纵火焚毁民房;
罪四,伏杀前去救火的民工;
罪五,诈降杀害革命军战士;
罪六,密谋屠城,伤尽汉人。

最终决定对朴寿处以死刑。

据当时现场押送朴寿的革命军领导人孙道仁(后被推举为都督)回忆:朴寿的反应先是双腿发软抖如筛糠;之后审讯朴寿,朴寿自知难逃一死,于是开始胡言乱语,言辞中夹杂着不少咒骂,似乎有抵死不降的意思;哪儿想被押往刑场行刑时,朴寿又再度变脸,表示愿意归顺(投降)革命军,哭着称自己实际是汉人后裔,只求饶他一命:

寿初抖不能持;后知将死,语失伦理,辞时杂咒,有抵死据傲之意;至刑场,忽而跪地祈归,涕泪交加,自言本为汉种,惟求得恕。

可惜朴寿油腻浮夸的表演,并没有博得现场革命军和围观群众的一丝好感。在众口一致的唾骂声中,朴寿的表演进入了最后高潮:临刑前,朴寿恐惧得几乎昏厥,只能被士兵架着送往行刑地。除了挨刀时发出的惨叫外,没能留下任何遗言。

该说不说,当时契科夫如果还活着了解到这件事的全貌,肯定会欣喜如狂,然后围绕朴寿为蓝本写一部变色龙II。

当时日本驻福建领事故意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不该处死朴寿,声称此举会进一步激发汉满矛盾。革命军立刻公布了朴寿的六大罪状,义正言辞,举而有实,观者无不心服口服,日本领事也无言以对,搞事图谋不攻自破。

虽然朴寿死有余辜,但革命军并没有为难他的家眷,朴寿的遗体还被放进一口棺材里送还给其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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