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殿英晚年为什么会得到党的宽待，“盗墓狂人”还老有所依？
因为孙殿英是抗日英雄。
自从东陵盗墓之后，孙殿英发了大财，用这些钱招兵买马，扩充军力，成为一个颇具实力的小军阀。
第一次抗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殿英任第四十一军军长。
1933年2月，日军三万余人向热河进攻，驻守热河的东北军汤玉麟部和万福麟部一触即溃，日军如入无人之境，迅速占领了热河
孙殿英奉张学良之命率第四十一军由山西驰援热河，向赤峰前进。
孙殿英部进抵赤峰，随即与日寇展开阻击战，相持达七昼夜，因战事不利后退往猴头沟门，继续与日寇作战十余日。
但最终因为兵微将寡，武器落后而战败，撤往察哈尔修整。
此战，东北军不战而溃，而孙殿英却率领少数军队与日寇激战，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誉。
孙殿英的部队虽在抗战中受到很大损失，但他吞并了汤玉麟的两个骑兵旅、一个步兵团以及其他义勇军，依然保存着一定的实力。
而此时的孙殿英为了制衡老蒋，为了扩大影响，抬高自己的地位，他请出进步人士李锡九为高等顾问，韩麟符为政训处处长，中共党员宣侠父为秘书长，还吸收了不少中共党、团员和左派青年到部队。
可以说，孙殿英和共产党早就有了交往，而且关系还不错。
但随后孙殿英被老蒋坑了一把，蒋介石为了杜绝他和冯玉祥的联合，任命他为青海屯垦督办，令其部离开察哈尔，前往青海屯垦。但老蒋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借马家军之手消灭孙殿英。
结果甘肃、青海和宁夏的马家军联合起来，把孙殿英打的全军覆没。
1936年2月，在冀察地区的宋哲元，邀请孙殿英到北平，任命他为察北保安司令。
1937年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又加委他为冀北民军司令。孙殿英设司令部于房山县城，大批收容由北平溃退下来的士兵、警察、土匪，很快即由一个“光杆司令”发展到三四千人马。
其后，孙殿英撤退到冀南山区，队伍又发展到一万多人。
孙殿英东山再起。
第二次抗日1938年夏，蒋介石给了孙殿英一个暂编第五军的番号，孙殿英感激得称蒋为“再生父母”。
1939年，孙殿英由冀南撤至豫北林县一带，所部改为新编第五军，以归庞炳勋指挥。
孙殿英利用庞炳勋的保护，避免与国民党嫡系部队直接冲突；利用邢肇棠和八路军的关系，从八路军处解决一些服装、弹药。
可以说孙殿英并不是那种死硬反共分子，他与共产党交好，虽然出于保存实力避免冲突的目的，但也客观上维护了国共合作，维持了两军表面上的和平，而且也和共产党八路军提供了许多物资，客观上帮助了八路军。
更重要的是，孙殿英率其新五军在河北、豫北多次与日军作战，作为一个中国军人，他起码做到了抗日的责任。
同时，他又和日本人也有来往。在他的新五军军部附近，他开设了三个招待所，分别招待国民党将领、八路军和日本人，可谓“狡兔三窟”。
这是当时小军阀们通常的做法，跟谁都有联系，谁都不得罪，生存之道。
1943年4月，日军出动二十万人进攻太行山区，将孙殿英部防地四面包围，被包围的孙殿英率部投降日军，当了汉奸“和平救国军”，配合日军多次和我军作战，并诱降庞炳勋。
虽然孙殿英投降了日本人，但并非主动投降，而是被围困之后被迫投降。
但他也跟随日寇进攻八路军，犯下了汉奸罪。
1947年春，解放军围攻河南汤阴，孙殿英被俘，被解送到河北武安县战俘营。
据当时的《黄海日报》1947年5月14日登文：“汉奸头子孙殿英之投降日寇，系由蒋介石的秘密命令：刘伯承将军日前召见孙殿英等时，孙等公开暴露了这个秘密。当刘将军对孙及其高级僚属说：‘抗战初期，不能说你们没有贡献，但是以后的一段，确实做得太不好了！’” 。
从这一一段看出，共产党还是念及孙殿英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功劳的，毕竟他抗日多年，最后当汉奸只有两年，功大于过。
而且，孙殿英还可共产党有过很好地合作。
共产党念及他抗战时期的英勇表现，对他非常宽待，特地批准他带一名卫士照顾其生活。
但孙殿英感到自己这次已经彻底失败，整日抑郁寡欢，加上他吸食了几十年的鸦片，患上了当时属不治之症的烟后痢，身体很差。
共产党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为他求医治病。这种人道精神和宽大为怀的行动，深深触动了他的心。
在病危之际，他忏悔说：“我过去做了许多坏事，对不起民众，对不起共产党。共产党宽宏大量，不计怨仇，比蒋介石不知好多少倍啊！”
这年秋天，东陵大盗孙殿英病重死去，结束了他的复杂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