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在江苏省扬州市西北的西湖镇司徒村曹庄，一宗土地开发案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

在拆迁过程中，就有人发现地面散落的砖块并非现代的砖。考古人员进驻后，确实发现了一座墓葬，原本以为并非什么高等级大墓，发掘完成之后这座墓就将淹没在钢筋水泥之下。

然而，随着众多高等级文物的出土，这座墓逐渐引起了文物部门的重视。出土文物有天子巡游所用的玉璋、青铜编钟编磬、十三环金玉蹀躞带等。尤其是蹀躞带，它的环数决定了主人的等级。

出土的十三环金玉蹀躞带

《隋书》曾经记载北周大臣李穆曾经送了一条十三环金带给杨坚，劝他称帝，十三环金带是天子的服饰。

此外，用于墓室石门上的鎏金铜铺首也非比寻常，只有西安唐大明宫遗址才有与之大小相似的铺首。

种种迹象表明，这座大墓很可能是帝王墓。

杨广只剩两颗牙齿

随着发掘的深入，大约1个月之后，墓志出土，人们才知道这座墓的墓主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隋炀帝杨广。

史料记载，隋炀帝在江都被权臣宇文化及杀死，现代考古发现与历史记载吻合。有意思的是，这个房地产的开发商名字为杨勇，正好与杨广的哥哥杨勇同名。

隋炀帝为什么要千里迢迢从大兴来江都，并且最后又死在江都呢？整件事都要从隋朝开国的权力分配说起。

1.关陇贵族集团

陈寅恪先生在《隋唐政治渊源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两部巨作中，论述了隋唐两朝的统治圈层特点。

他说，北周皇室宇文氏、隋皇室杨氏、唐皇室李氏三大家族同出自北魏负责镇守西北边境的关陇藩镇，经过长期经营，形成了政治军事集团，被称为“关陇贵族集团”。

不仅是周隋唐的皇室，这三朝将相文武大臣相当多的部分都出身于西魏北周以来西北关陇地区的豪强。因此，陈先生将其看作是一个集团。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

将政治版图以“集团”、“派系”的概念进行分门别类，是一种研究方法，但它未必是历史的真实。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一书作者金以林以研究国民党派系闻名，但研究者大量采访了台湾的前国民党高层后代，他们一致否认“派系政治”的说法，都认为“派系”不存在，斗争只是个人政治权衡。

对于隋唐时期的政治，我们也应该持有比较客观的态度，即认可陈寅恪建构“关陇贵族集团”这个概念来研究的研究方法，但不要认为一定就存在一个“集团”。

隋代皇室杨氏和北周皇室宇文氏、妻族独孤氏，都来自北魏的西北边镇武川镇。长期艰苦的戎马生涯，让这些家族之间，以及与他们手下军官兵士之间，种下了深厚的情谊，构建了复杂的关系网络。

与其说是“关陇贵族集团”，不如说是武川镇几大家族之间世代维系的交情。

此外，历史学家还把并非出自武川镇军事家族、但又在北周宇文氏政权为官的其他北方世家大族成员也归类到“关陇集团”，就更加不符合实际了。

一个士族出身的人是否选择为官，取决于他本人的能力、野心和他的人际关系网络，同样是北方士族，有的选择西魏北周，有的选择东魏北齐，其中有很大的偶然性。

隋文帝杨坚（541年7月21日-604年8月13日）

虽然杨坚与武川镇军事家族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关系网络，但杨氏势力的崛起，并非完全靠武川镇军事家族的关系网，更多是靠杨坚之父杨忠个人的政治历程。

北周武帝在位末期，加强皇权，企图削弱军事家族的影响力。独孤信谋反失败，杨氏因为与独孤氏的关系，被周武帝刻意提防。

然而，周武帝突然去世，杨坚以外戚身份掌权，具备很强的偶然性。此后，杨坚收拢了一些同样被周武帝提防、打压的原武川镇军事家族成员，再加上其他北方士族，共同完成了代周建隋的政治历程。

北周大定元年，杨坚代周建隋。称帝后的杨坚，并没有十分器重帮助过他的军事家族成员们，反而积极培植高颎、王雄、虞庆则、苏威等亲信，占据朝廷大权。杨坚还大事屠杀北周宇文氏皇族，防止他们东山再起，基本将宇文氏灭绝。

可以说，宇文氏的惨遭屠戮，削弱了武川镇军事家族的关系网络。

2.杨勇和杨广

隋文帝的长子杨勇很早就被册立为皇太子，参与军国大事。但是君主和储君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君主需要储君来巩固家天下的政治格局，协助自己处理国政，进而实现未来政治交接的稳定。

但君主又深知储君是离皇位最近的人，也是对君主的权力威胁最大的人。

杨勇性格直率，杨坚多次对他强调，“虽居上嗣，义兼臣子”，要他注意自己的言行，但是杨勇却没有放在心上。

影视剧中杨勇的形象

杨勇的太子妃元氏出自北魏皇族，是杨坚和独孤皇后专门为他挑选的政治联姻对象，意在巩固皇室与北方士族的关系。

但杨勇轻薄元氏，宠爱侧室云昭训。太子妃元氏没有为杨勇产下一儿半女，侧室云昭训反而生了三个儿子。元氏十分苦闷，不久抑郁而死。

在隋唐时代，北方士族的风气是重嫡轻庶，杨勇不仅轻薄正妻，更没有产下一个嫡子，让杨坚和独孤皇后十分生气。独孤皇后甚至诽谤元氏之死是杨勇下毒谋杀。

与此同时，杨广也加速了对太子之位的争夺。

在家庭事务上，杨广十分重视他的妻子，后梁皇帝萧岿之女萧氏，他给杨坚生的孙子是正妻所生。

隋统一进程

开皇九年，隋灭陈，杨广担任军队总指挥。

但这一年杨广才19岁，实际统兵的是名将贺若弼和韩擒虎。第二年，前陈境内的地方豪族叛乱，文帝又任20岁的杨广坐镇江都，支持江南的隋军平叛。

一年前，十九岁的杨广第一次到建康城，看到江南风物清雅瑰丽，瞬间就被吸引。但由于政治需要，建康城被毁，隋军将陈朝的部分物资和人员转到江北的江都，便于看管，于是江都就成为建康的延续。

一年后，二十岁的杨广被父皇指派坐镇江都，再次感受到南方对他的巨大吸引力，与一年前不同的是，此时的杨广终于可以把江都的一切当成他的私有之物。

与杨勇的僚属多系北方士族不同，杨广利用自己与南方的两次渊源，大力发展自己在南方的势力，招募了大量南方士人进入他的江都总管府。

其中有虞世南、庾自直、诸葛颖、王胄等，从他们的姓氏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南方属性。

此外，杨广利用朝中两个权臣杨素和高颎的矛盾，延揽杨素为内应。杨素手段果然高超，经营独孤皇后这条线，成功把杨广变成取代杨勇的第一选择。

3.危险的分裂

杨勇被废后，原来杨勇的东宫僚属，以及支持杨勇的武川镇军事家族成员和北方士族遭到大规模的清洗和打压。

如高颎和贺若弼就被免官，炀帝即位后于大业三年被杀。这次清洗受牵连者竟然达到二十余万家。

影视剧中的贺若弼形象

这其中也不乏能征善战的将领，为后来东征高句丽失败，以及隋末乱世中朝廷军事力量的羸弱买下了伏笔。

与此相对，曾经不受重用的南方和原北齐治下东部地区的士人被大量提拔进入朝廷中枢，如虞世基、裴蕴。

当然，南方和山东士人进入权力中枢，既是杨广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也是隋朝统一之后扩大统治基础的必然需要，也为后来唐代的稳定打下良好基础。

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大业年间中央权力圈层的矛盾，逐渐体现为南北官僚的矛盾。

通过长期处心积虑的斗争而取得皇位的炀帝，对自身的地位和处境并不自信，对失去权力的恐惧又远甚于其父隋文帝，对臣下的猜忌和提防也更甚一筹。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炀帝大力提拔曾经与他共事过的南方士人，进一步打击曾经在朝中占据主导的武川镇军事家族和北方士族成员，连曾经帮助他夺取皇位的杨素家族也不例外。

杨素（544年—606年8月31日）

杨素有大功于炀帝，炀帝表面上也对他尊荣甚隆，但实际上内心对杨素十分嫌忌。

杨素生病卧床的时候，炀帝每次叫太医前往诊疗，赐给药物，但太医回来复命时，炀帝却问太医，杨素的病究竟严重不严重，是不是不治之症，唯恐杨素不死。

当然，杨素也不是吃素的，炀帝在宫中的私语很快就传到杨素的耳朵里，杨素知道炀帝希望他快点死，十分愤懑，对他的弟弟说：“我岂须更活耶？”不久，杨素就病死了（一说是被炀帝毒死）。

杨素之死，加剧了武川镇军事家族和北方士人对炀帝的离心离德。而北方官僚的离心离德又促进炀帝进一步猜忌北方官僚，依靠自己的亲信，隋朝统治集团出现了以炀帝为首的新势力和以武川军事家族和部分早年仕西魏北周的北方士人组成的旧势力的分裂。

同时，二者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每个人其实都是以个人为单位存在，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集团”、“派系”。

炀帝提拔的亲信，互相之间横向联系十分微弱，所有关系都仅限他们自己与炀帝本人的关系；北方旧官僚们互相之间也并非一党，没有互相联合。

这也就解释了后来隋末大乱，诸侯烽起，天下乱战格局的成因。

4.穷折腾

炀帝是个野心很大的君主，他希望重塑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结构。

为此，他结交西域，修建大运河，东征高句丽。这些举措虽然有满足个人私欲、制造繁荣假象、喜好风光排场的成分，但也不能完全否认炀帝的战略部署。

在这当中，东征高句丽是最重要的战略安排，其他举措都与此相关。

大业五年，隋炀帝带着文武百官，从大兴出发，浩浩荡荡前往张掖。西巡途中，炀帝深入吐谷浑领地，遣兵击之，大胜。

炀帝西巡

到达张掖后，炀帝邀请西域多国使者和商旅在此集会，办成了一场“万国博览会”。隋炀帝西巡的目的，是为加强对甘凉的控制，确保关中西面的安全。

同时让西域诸国看到中原政权天威浩荡，促进他们对中原的畏惧和臣服，防止西域与北方的突厥联合，威胁中原安全。这一招的灵感来自汉武帝。

但隋炀帝比汉武帝更进一步。为夸耀国家富强，每年正月当少数民族和外国首领、商人聚集洛阳时，炀帝都会命人在洛阳街上盛陈百戏散乐，戏场绵亘八里，动用歌伎近数万。街道也装修一新，珍货充积，连卖菜的都要垫以龙须席。

当这些商人从酒店饭馆前经过时，都要请他们就坐用餐。并说：“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还将市上树木缠以丝织品做装饰。有些胡商说：“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

大业元年，隋炀帝就命人开凿通济渠，连接黄河与淮河。大业四年，开永济渠，连接黄河与海河。

大业五年又开江南运河，连接长江与钱塘江。至此修成了洛阳为中心，勾连涿郡和余杭的大运河。

隋运河

隋炀帝修大运河，其主要考虑一是经略南方的需要，二是物资运输的需要，三是东征高句丽的需要。之前结交西域，削弱突厥，也有腾出手来对付高句丽的目的。

然而，隋炀帝只知道父皇留下的这片江山稳定富足，哪里知道农业社会的国家根本经不起大规模的折腾。

在实物经济为主、金属货币为辅，缺乏现代金融手段的古代，政府财政完全来自农业生产盈余的积累。

农业积累缓慢，消耗却很快，古代农业国家无论社会多么繁荣富裕，其财政承受力也不可能太大，往往几代的积累，一代就能耗光。

而且，炀帝虽然曾经参与过平定南方的战争，但那时候他才19、20岁，并不能正确、完整地理解战争，只知前线勇武，却不可能深入了解战争的后勤组织。这让炀帝大大低估了发动战争所需要的成本。

在第二次东征高句丽的过程中，负责督运粮草的杨素之子杨玄感叛乱。他发动叛乱导火索，正是因为沿途的百姓，为朝廷东征高丽供应粮草，不堪重负而引发了民变。

此时的隋帝国，已经是一触即溃。

5.下江都

炀帝意气用事，为泄私愤，连续三次东征高丽，不撞南墙不回头。这一举动加速了隋朝的败亡。

大业十二年，此时天下已经群雄并起，各路军队在中原逐鹿，随时可能攻克洛阳。炀帝在洛阳变得十分危险，为确保安全，只能尽快逃离。

此时，炀帝可以选择回到关中的大兴，组织力量与各路军队作战。但是炀帝久居洛阳，又疏远关中人士，早已失去了人心，回到大兴不会有太多作为。

江都

因此，炀帝选择到他长期经营的大本营——江都。一来可以暂避起义军锋芒，二来也能在江淮一带收拾力量，东山再起。

即使无法东山再起，平息起义军，也能在江都割据。炀帝在与太子杨勇争夺太子之位的时候，就曾与亲信张衡、郭衍、宇文述等密谋如果失败，就割据江淮。

郭衍曾说，“若所谋事果，自可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海，复梁陈之旧。”如今全国危机，炀帝终于有了割据江淮的条件，真是莫大的讽刺。

当时炀帝身边还有十多万军队，包括号称最为精锐的骁果军。以这支军队为基础，再加上南方各地的隋军，炀帝应该有力量与北方起义军抗衡。在中原地区，炀帝还有王世充率领的数万隋军，为他保留了回到中原的希望。

唐高祖李渊（566年12月21日—635年6月25日）

东下江都几个月之后，李渊就从河东出兵占领了关中，立隋炀帝的孙子杨侑为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

李渊的废立在隋炀帝眼里，当然是不合法的。但是跟随炀帝到江都的文武官员和军队将士心里就不知道会怎么想了。他们虽然还有力量，但是天下之势尚不能明判，万一李渊最后胜利了，早日归降李渊对他们才是安全的。

况且李渊又不是自己称帝，拥立的也是隋炀帝的孙子，也是名正言顺。这段时间的江都，人心惶惶。

炀帝在这段时间也没闲着。他发觉手下并不完全忠于自己，本应该抓紧收拾力量，建立威信，整军备战，赏善罚恶。

但炀帝似乎已经失去了年轻时的雄心壮志，回到江都这个少年时代魂牵梦音之处，就有了富贵还乡之感。他在江都宫中宴饮游乐，日夜常醉。

在江都宫中，炀帝边照镜子边说，“好头颈，谁当斫之！”此时的炀帝似乎已经看破红尘，“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

6.江都兵变

由于跟随炀帝的禁卫军中，有相当多的关中人士，他们并不像隋炀帝一样，把江都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炀帝南下江都，对于关中人来说，是标准的逃难，他们终究还是要想办法回到关中的。为了笼络关中的兵士，炀帝搜刮江都地区的妇女，强行与关中兵士婚配。

不过这一招似乎收效不大，逃兵依然众多。炀帝抓回逃兵，全部斩首，此举非但不能安抚人心，反而更加剧了兵士的恐惧和绝望。

为此，炀帝又想新招，将一部分骁果军远调到会稽，分化他们，并且也增加他们逃回北方的难度。

隋朝具装骑兵

由于一部分军事力量已经到了江南，江都的防卫力量就薄弱了。扬州地处江北，地势平坦，无险可守，炀帝的处境并不安全。

如果能够向江南迁移，有长江天险和江南丘陵的保护，炀帝的防守会更容易一些。不过，那样也就决定了炀帝政权再也回不到北方了。

炀帝下定决心，要迁都丹阳郡，也就是今天江苏省南京市。南京曾经是南朝时期的都城建康，隋灭陈之后，破坏了南朝的宫殿宗庙，把资料和物资运往江北的扬州，建康被毁之后就只是一座普通的小城了。

如果要在这里建都，又免不了开展一批浩大工程，首当其冲的又是跟随炀帝的禁卫军兵士们。

公元618年年初，炀帝准备迁都的消息已经传遍扬州。禁卫军中扶风人司马德勘与虎贲郎将元礼、直阁裴虔通商量，组织了数万兵士，准备脱离炀帝而西归。

经过一番联络，内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秉、符玺郎牛方裕等人都要一起溜走。参与人一多，事情就不再私密，连萧皇后都知道这件事了。有人向炀帝报告，炀帝竟然杀了向他报告之人，此时的炀帝已经不想听到一点对自己不利的消息。

影视剧中隋炀帝与宇文化及形象

此事被宇文化及、宇文智及兄弟俩得知。他们早有图谋不轨的野心，便劝阻逃跑的人，对他们说，逃跑不如造反。

宇文氏兄弟的说辞其实根本站不住脚。司马德勘等人之所以要联络大部队一起逃跑，正是因为大家一起逃，才不会被炀帝抓住。

而宇文氏兄弟却对他们说，逃跑就一定会像之前逃跑的小股部队一样，被炀帝抓起来斩首。

这么荒谬的话，他们竟然全都听信，足可见炀帝的部下智商之低，这也是早前大事屠杀前朝功臣的结果。

大业十四年三月，骁果军在凌晨发动叛乱，杀进了江都宫。

炀帝被叛军抓住之后，先杀了炀帝的儿子赵王杨杲，进而准备杀炀帝。炀帝此时又有了些天子威仪，对叛军说：“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锋刃！取鸩酒来！”叛军不许，按着炀帝坐下。

炀帝自己解下练巾交给叛军，由令狐行达亲手勒死了隋炀帝。

宇文化及领导叛军弑杀隋炀帝后，就成了天下群雄共同讨伐的对象，不久就兵败被灭了。

结语

隋炀帝死于江都，也葬在江都。最初，萧皇后让宫女们把床板拆下来，做成简易的棺材，装殓炀帝的尸体。

据史书记载，炀帝死后，最早停尸于江都宫流珠堂，后被江都太守改葬到江都的吴公台。

入唐之后，唐高祖李渊曾经两次下诏将隋炀帝改葬，为其修建陵墓。贞观二十一年，萧皇后去世，与隋炀帝合葬于江都，也就是今天我们发现的扬州市西湖镇曹庄的隋炀帝陵。

据学者估算，隋炀帝即位后的八年内，他一共兴修了22项大的公共工程，平均每年征用400万人次的劳动力，将近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一个农业帝国，绝无如此巨大的财力，去实现隋炀帝的“雄才伟略”。炀帝的穷折腾，所消耗的并非都是中央政府的财政积累，更多是庞大工程和军事行动所经过地区的百姓财力。

不管是修大运河，还是东征高丽，所需后勤物资都要当地百姓就地供应，此举严重破坏了当地百姓的农业生产，导致青黄不接，最终引发民变。

可笑的是，东方已经民变四起，而大兴城朝廷国库里还有大量的财富花不完。隋朝积累的财富，是初唐开国后数十年的基础，让唐高祖和唐太宗得以扫平群雄，安抚天下。

人之贵在一个知字。知己知彼，对自己的处境、天下的形势、做事的后果，都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如果一个统治者不顾一切，完全按照自己的臆想行事，甚至意气用事，为泄私愤而不顾百姓，其后果必定如隋炀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