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被称为“六朝古都”，指的是那哪六个朝代？
一直以来，作为中国六大古都之一的南京，时常用“六朝古都”这一概念来对自身的历史文化积淀进行定位。“六朝古都”中的“六朝”，指的是从公元229年到公元589年间，在当时被称作建业或建康的南京先后定都的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四个政权。其中的东晋和宋齐梁陈政权，虽然都有着各自的国号，但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态是以门阀贵族为掌握国家政权的主体，而南朝各政权的更迭，往往都是不同门阀势力的重新分配，政权变动前后，不同的门阀势力与前朝和今朝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这几个政权在某些角度上也可以算作一个连续的大王朝。这种特殊的政治体系所带来的南朝政治演变上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也使得作为都城的建康在营建方面，以及根植于建康城的南朝文化，具有相当的完整性、一致性。
作为六朝都城的建康城，发端于自孙权定都建业后营建太初宫。其后南朝诸政权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充宫署建设，并形成了当代人耳熟能详的台城区域。除了以台城为核心的建康都城外，当时的建康周围还分布有长干里、石头城、丹阳郡城、西州府城、白下城等不同功能的市镇或要塞，共同构成了一个城池体系。
说起南朝对建康城的营建，就不能不提及东晋。作为西晋覆灭、中原遭受“五胡乱华”之难后播迁至此的王朝，东晋按照洛阳故都的部分格局，并创造性地以对称布局作为规划理念，开创形成了北为宫城区，南为官署区的城市格局。南齐武帝永明年间，北魏孝文帝为了重建洛阳城曾派人来到建康，对建康的城市格局进行详细记录并用于洛阳的营建中。北魏的洛阳城也成为隋唐时期长安和洛阳城市格局的蓝本，而大化改新后的日本在营建自己的平城京（今奈良）和平安京（今京都）时也以这种都城格局作为模板。 这种在东亚产生重要影响的城市格局，其源头就是六朝时的建康。
至于在建康前前后后定都数百年的南朝各政权，许多人都会不自觉地贴上“短命”“偏安”的标签。短命和偏安，难道就是南朝的全部？对于所谓的“短命”，正如之前所言，由于特殊的政治形态，南朝的政权更迭，更多地只是门阀世族的势力的交换，基本的政权结构，依然得到完整地继承。而谈到所谓的“偏安”，就不能不提到造成这一局面的“五胡乱华”。由于西晋王朝统治集团的腐败和勾心斗角所引发的“八王之乱”，造成了国力的大规模衰退，恰逢气候变冷造成北方游牧民族大批南下，与此前被不加防备故意安置入塞的各个游牧民族合流，趁西晋衰颓之时大肆反叛，使得中原一片涂炭摧残之状。东晋王朝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衣冠南渡”定都建康。对于那段惨痛历史，当代的历史学界也许会以当代的背景进行多种不同的解读，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在中原大肆杀戮的胡人，无异于外族侵略者。而晋朝则更像是合法政权在失去核心统治区后的被迫南退，自此之后，北伐中原、恢复故土成为不少南朝君主的夙愿。但此后数百年南朝一直未能像之后的明太祖一样进行成功北伐，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特殊战争形态有关。南北朝时战争的主要形态，是以战争双方用人马俱披重甲的重型骑兵——“甲骑具装”相互冲击来进行。这些作用有若当代坦克的重装骑兵的数量，往往决定了双方的军事实力。相较于北朝，当时南朝的甲骑具装数量较少，难以与北朝形成有效对抗。在不少战役中，南朝军队正是被北朝的大规模重骑兵冲击所击败。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南朝要北伐中原、饮马黄河，无疑是困难重重。虽然难以北伐，但南朝还是一次次击退了北朝的进攻，保住了南朝的半壁金瓯，并且也保护了五胡乱华之时，在中原已如风中残烛的华夏文明。正是南朝的存在，才让当时遭受巨难的华夏文明，有了继续发展的支撑点。
隋文帝杨坚颠覆鲜卑人的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并灭亡南陈后，曾获得一支来自陈朝的宫廷乐队，在听闻了乐队的演奏后，隋文帝表示：“此华夏正声也。昔因永嘉，流于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复会同。虽赏逐时迁，而古致犹在。可以此为本，微更损益，去其哀怨，考而补之。以新定律吕，更造乐器。”在中国的传统中，礼乐往往是文明是否成熟、是否是正统的重要标志。隋文帝对南朝音律的肯定，无疑昭示了其对于在政治上处于敌对状态的南朝，在文化正统性上的无比认同。而隋文帝所建立的致力于大一统的隋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恢复以南朝为象征的华夏正统。在之后的唐朝，南朝积淀数百年的文化典章制度等因素，又大量被统治群体吸收，以致出现了所谓“唐代南朝化”的现象。“偏安”的南朝，在政治实体上消失后，却依然通过另一种形式，在大一统的盛世里延续着自己的生命和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