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谈

邯郸“三害”时刻牵动着全网的心，如何惩罚他们，是当下网友最关心的问题。

有律师指出，即使出现了奇迹，对“三害”最高最严苛的刑罚，也不过是无期徒刑。换言之，等个一二十年，假如他们阴暗的心灵没有得到拯救，出来后极有可能“又是一条好汉”。

许久以来，网友对待霸凌者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零容忍”。然而，我们的“零容忍”，换来的却是“零处理”，一以贯之的“零处理”。

有的人忍不住骂娘，但是请问，相关单位难道做错了吗？并没有，毕竟法规条文就是那么写的。

未成年法律改革的声音已经喊了好久，包括你想到的那个最大的主流媒体，早在2019年就曾转发文章，文章先是引述某英国儿童屡次犯下不可饶恕之罪过，法律拿他没有办法，文章最后提出设问：除了降低刑责年龄，还能拿“小恶魔”怎么办？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们作为一个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必然见证了太多这样的恶魔，也体会过很多次类似的无奈。老祖宗是怎么整治的？他们朴素的办法，又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

01

关于如何惩治未成年人罪犯，似乎，古代执法者也很是无可奈何。

唐朝时颁发的律法，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成熟、最完备的封建法典。唐朝人判案也算是“有法可依”了，但唐代史书或者笔记中记载的“未成年犯罪”，主要是儿子或者女儿替父母报仇，此类案件有个专业的名词叫“报杀”。往往的，“报杀”类案件会让执法者很是为难。

《礼记正义》中说：“父是子之天，彼杀己父，是杀己之天。”所以，当自己的天塌了时，做儿女的去快意恩仇，虽然是“违法”的，但也是“讲理”的。

唐代初期，执法者在审判这类案件时，采取的指导方针一律是：弃国法不用，宽宥甚至表彰孝子孝女。

转折点是陈子昂判定的某个“报杀”案。他认为，既然礼与法同样重要，那么，执法者既不能“以礼废法”，又不可以“以法伤义”。

当陈子昂审理案件的时候，果然就“既要又要”了：他首先按律杀了那名罪犯，然后表彰其孝义。陈的这一主张，得到武则天的认可，这个案件也成了后来很长时间内可供参考的“经典案例”。

譬如，唐玄宗就曾处理过一起类似的未成年报杀案。

玄宗开元年间，有张氏兄弟二人，兄张瑝时年十三岁，弟张琇十一岁。朝廷某高官冤杀了他们的父亲，经过精心策划，兄弟二人合伙在洛阳魏王池附近结果了高官。

又是未成年人，又是为父报仇，以张九龄为首的大部分臣子认为，张氏兄弟乃是“孝烈”，理应得到宽恕；但唐玄宗等人的观点恰恰相反，认为“杀之可成其志，赦之则亏律。”

为了堵住悠悠之口，执行死刑之前，李隆基以皇帝之尊，亲自写了一份敕文，昭告于天下。

但天下百姓似乎并不买皇帝的账，张瑝兄弟反抗强权的行为、孝义端正的品质，彻底感动了人民，他们被诛后，百姓不但给二人捐钱捐物，为了防止孝子之墓被破坏，还“作疑冢，使不知其处”。

古代人的思想是很朴素的，只要你是一个“好人”，哪怕犯了死罪，人们也愿意原谅之表彰之。

当面对真正的“小恶魔”的时候，古代的执法者与民众是什么态度？惩治他们时，又用到了什么阴招？

02

北宋嘉佑七年（1062）十月，都城开封府发生了一起案件。

某少年偶然得到一只斗鹌鹑，十分爱惜，他的朋友看过也分外喜欢，表示想要欣赏把玩一下。朋友其实想把鹌鹑据为己有，刚拿到手，转身就跑。结果，少年追上去，“踢其肋下，立死”。

当年的开封府官员给少年定了死刑。恰好，王安石纠察在京刑狱，看过判词，却提出了不同意见。王安石表示：朋友“此不与而彼乃强携以去”的行为，称得上是偷盗。那么，少年追捕朋友的做法就是捕盗，捕盗过程中不小心杀了人，不足以判处死刑。

双方各自不服，案件于是移交给审刑院和大理寺，大理寺给出的意见是以开封府所判为准。因为此案，王安石被认为“业务不熟”，改任他官去了。

宋朝人对“少年”的定义较为宽泛，今天的学者认为，凡是16到30岁的人都可以称为“少年”。换言之，这个以斗鹌鹑为乐趣的少年，保守估计16岁以上，既不够小更不够恶。

宋朝的小恶魔还是不少的。今江西鄱阳县，有个叫官千二的人以买官鬻爵的方式，成为当地的鄱阳尉。因为官是买来的。可想而知，获得权力之后，官千二必然恶霸一方，连他的儿子官衍，也变成了“混世魔王”。

官衍只有区区十三岁，却蓄养了百十个鹰犬，他们在鄱阳境内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公然“掠人女与妻，勒充为婢，不偿雇金”。更过分的是，官衍还“私置牢狱，造惨酷狱具”，他行刑的方式堪称恶毒至极，譬如，官衍命人采集细沙，将之爆炒至赤红，然后灌入平民耳朵内，史书上说，“使之立见耳溃”。

他危害一方，县内不下一千之家，然而，父母不得子其子，夫不得妻其妻，百姓真可谓怨声载道。

案发之后，朝廷最终是怎么处罚他的？考虑到官衍是“未成年”，只被“下杖一百，编管汀州”；他的小跟班们，被打了十五到二十下不等，该案便匆匆结案了。

官衍的结局还不是最令人寒心的，有些“小恶魔”犯过弥天大罪后，甚至不止一次全身而退。宋朝某县有个未成年，曾经杀过人，因受到多次恩赦得到豁免。他却屡教不改，又与一富家女孩私通。

“桃花新闻”渐渐在县内传得沸沸扬扬，富豪因此严加管束女儿，令他们断绝关系。由于被女孩拒绝，男孩一气之下竟杀害了女方。

男孩的父亲在本县当押录（就是宋江曾经当的那种小吏），押录用走后门贿赂长官的方式，悄悄把作案的凶器藏匿了起来。由于缺乏物证，加之男子年龄小，县令便网开一面，他轻轻松松便逃脱了处罚。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宋朝的这位男孩和如今的未成年惯犯，有什么本质区别吗？他们一而再不知悔改，前者凭借的是权势，后者依靠的是刑责年龄的庇护期。

难不成整个宋朝就没有惩罚这些“小恶魔”的人了？

我看到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宋仁宗朝，广州惠州一带的恶少年很多，他们“相率为盗，里落惊扰”，以至于当地的官员王罕出城时，附近百姓“遮道求救护者数千计”。

恶少数量既多，其中有很多都是未成年，很难通过法理惩治他们。当时惠州本地适逢战事，王罕于是想了一个毒招：将恶少年组织起来编为壮丁，让他们临时参与防卫与战备。

虽然欺负百姓绰绰有余，真打仗的时候，这些恶少的战斗力就很是捉襟见肘了。如此，王罕利用军队的法度（而非针对百姓的法律），一口气斩杀18名为非作歹的恶少。

上面列举的“小恶魔”，都是些有钱有势的。面对这些人，官方大抵是姑息的，百姓大抵是无力的。难道，平民百姓中就诞生不出“小恶魔”了吗？

03

在列举后面的“小恶魔”之前，我首先想说一件发生在清朝的，施害者并不是坏人的案例。

清雍正十年（1732），十四岁的丁乞三仔与十八岁的丁狗仔在一起挑土干农活，丁狗仔欺负丁乞三仔，命令其挑重的，另外，还拿土块投掷丁乞三仔。丁乞三仔忍受不了欺辱，同样以土块还击，也许是赶巧了，一击之下正好打中丁狗仔腹部使其毙命。

案件传至刑部，刑部官员依律判处丁乞三仔绞监候。不久之后，事情传到劳模皇帝雍正那里，他本着同情丁乞三仔的原则，下达了“著从宽免死，照例减等发落”的旨意。

从此之后，再审判未成年罪犯时，清代官方有了一个惯例，也就是“十五岁以下殴毙人命，死者长于凶手四岁以上之例”。

为什么把标准定到“十五岁”、“长凶手四岁”？因为就是比着丁乞三仔的案例制定的标准，因为那是皇帝老子亲口说的。虽然依靠的是“圣意”而非“法治”，但实践证明，这一惯例的确保护了未成年人。

相应地，也庇护了某些“小恶魔”们。

诸君不要以为只有今天的未成年早熟，追溯到清朝，有些恶毒且早熟的未成年，也会充分利用上面的惯例，不但霸凌别的小孩，还无耻地利用好朋友。

清朝乾隆年间，刑部官员编纂的《驳案新编》里，记录了一个看似简单，其实充满着算计的未成年犯罪案件。

乾隆五十一年，湖北巡抚判了一个案件。说的是，有曹受儿（时年9岁）、徐桂儿（时年14岁）以及李大生（时年8岁）三个幼童。李大生卖糖于曹、徐，曹、徐二人欠钱不还，还欲再次赊账。

李大生对他们进行叫骂，三人因此发生冲突，9岁的曹受儿动了杀人之心，气恼之下，竟然伙同徐桂儿，把李大生活活勒死。

审理该案件时，因为事实清楚，地方巡抚将曹受儿认定为首犯，判了一个“斩监候”；徐桂儿为“从犯”，判为“绞监候”。

“监候”，即“监禁候审”，指清代对判处死刑不立即执行，暂时监禁，等候秋审或者朝审复核；“斩”与“绞”的区别则是，前者针对的是重刑犯，后者针对的是亲王贵族等人。

综上，具体到该案，因为都是未成年，尤其是徐桂儿的“绞监候”，不执行的概率非常之大。

但既然这个案件被叫作“驳案”了，一定是有猫腻的。该案到达刑部时，刑部官员就提出了一个疑问：“李大生同时骂他们二人，为何更容易施害的徐桂儿如此淡定？”

刑部认为，该案件有主从颠倒之嫌，要求打回重审。这一重新审理不要紧，湖北巡抚发现，他们完全上了徐桂儿的当。

真实情况是，恰如刑部的怀疑，8岁的李大生斥骂他们时，是14岁的徐桂儿动了杀人之心，他作为主谋，将李大生杀害后，还有预谋地弃尸于河底。

事情办完后，徐桂儿一方面对李大生的父亲说，系朋友曹受儿以一人之力殴毙弃尸；另一方面，徐又暗地知会曹受儿，让他承认殴死弃尸之事，徐桂儿还拍着胸脯保证：“你年纪还小，律法是不会惩罚你的。”

可怜的年幼无知的曹受儿，听信了朋友之言，节节认供，顺从莫辩，差点成了冤大头。

最终，湖北巡抚将徐桂儿判为“斩立决”——只有杀人越货的强盗，才能享受如此“殊荣”；判曹受儿为“绞监候”。

相比于今天，古代的法律是极不健全的。比如，古代法律民刑不分；比如，古时候未成年和妇女皆不具备独立的法律人格；比如，皇权大于法治……但即便如此，古代有识之士用朴素的善恶观伸张正义，单这一点，就很值得我们思考与学习。

我敢说，除非天赋异禀，诸位想当年或多或少都被霸凌过。有的家长因此也担忧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可能被欺负。

今天我们格外关注“除三害”，最起码有三层意义：替那个惨死的初中生打抱不平，替当年的自己意难平，更重要的，为了让我们的孩子能更好地成长。

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参考，有外国的“他山之石”可以借鉴（比如“恶意补足年龄”原则），我们依旧在摸着石头过河。

文章写到这里的时候，笔者恰好看到一条新闻：“江苏宿迁15岁少年遭13岁男孩刀捅身亡。”说实话，看完这个标题，我感觉到一种无力感，那种感觉就好比，我们义愤填膺举起拳头，拳头却打在了棉花上。

参考资料：

袁钰超：《唐宋“报杀”考》

李灵：《宋代未成年人犯罪与预防研究》

盖巍：《宋代少年犯罪及保护研究》

邱莹莹《清代未成年人犯罪量刑研究》

凌雪：《清代未成年人杀人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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