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作者为什么要神话诸葛亮？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神话（神化）诸葛亮有着几个方面的原因。
1、诸葛亮的被神化，《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并不是始作俑者，或者说，诸葛亮的被神化，不完全是罗贯中的个人行为。早在东晋裴启的古小说集《语林》中，就有与司马懿作战时候的诸葛亮乘素舆、带葛巾，持白毛扇，『指挥三军，皆随其进止』，司马懿不由得赞叹其为『名士』的记载——其实更早的史书就记载了当时乃至于稍后的历史人物对诸葛亮的赞誉（包括司马懿说的『真乃天下奇才也！』司马炎说的『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但之所以首先提裴启的《语林》，是因为这种形象化图像化对诸葛亮举重若轻的描写，可以说是《三国演义》型的神化的一种先导。西晋张华《博物志》、南朝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记载诸葛亮佩剑的故事，也可以被视为这一类型的神化的肇端。或许可以这么说，士大夫等在内统治阶层一直致力于强调一个像诸葛亮这么充满智慧谋略的人物，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又对自己的主公有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这是一种神化或曰制造神话的路径；而黎民百姓从蜀地为诸葛亮立庙而衍生出来『一山之内，每有风行草动，状带威神，若岁大旱，邦人祷之，能为云为雨』的神迹，是『聪明正直为神』，是甘棠遗爱能够呼风唤雨，这也是一种神化或曰制造神话的路径。上下两种观念在后世逐渐合流，所以不但包括王羲之、崔浩、王通、王勃、杜甫、杜牧等在内的大家赞誉歌咏诸葛亮，坊间传闻、闹市说书，各种话本戏剧曲艺都对诸葛亮的传奇故事津津乐道。也就是说，到了《三国演义》创作的时代，被神化了的诸葛亮已经是一个所谓层累造成的『箭垛式人物』，有着丰富的神化素材，罗贯中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神化诸葛亮的，对于他来说，自己的这部作品要更精彩更吸引人，将诸葛亮这个人物神化是最讨喜也是最容易铺陈演绎的。
2、在《三国演义》创作的年代，由于从宋朝以后逐渐形成的『以文统武』、『以文制武』的军事指挥的形式已经成为常态，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在观念中已经比较接受文臣文官节制指挥武将的形态，在实际中，文官文臣的这个地位与权力的来源，说简单一点，无疑就是包括皇帝朝廷等在内的上位人员或者机构的授权，但是为了服众赢得军心，文官文臣会强调自己有着战略思想，有着谋略水平，也就是说，因为水平高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所以才能当上这个最高指挥官。在历史上，诸葛亮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以文统武』、『以文制武』的军事人物，魏晋南北朝以至于隋唐五代，符合时代风尚的军事人物实际上是李靖这样出将入相、文武兼资的人物，诸葛亮、王猛、谢安等反而是比较少见的一种情况，然而在宋代以后，学习模拟诸葛亮就变成了统军文臣文官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而参与军事行动的谋士幕僚，也参与到强化这一观念的进程中。于是，到了《三国演义》创作的时代，被神化了的诸葛亮已经是一个深入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脑海中的一个关于谋略关于军师的符号，罗贯中同样也很清楚，把被神化的诸葛亮或曰诸葛亮的神话写深写透，是与自己这本书的潜在读者内心的诉求与需要最贴合的内容，所以他很自然而然地这么做了。
上述的表述方式可能会造成一些错觉，那就是罗贯中为了提高自己作品的受欢迎程度刻意进一步神化了诸葛亮，这就需要再强调一下，并非如此，之前已经高度神化的诸葛亮与作为谋略符号的诸葛亮，其实都已经成为一种『觅母』（meme，也翻译做媒母、弥母、模因，其定义简单地说就是在诸如语言、观念、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那个东西），《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很大程度上是在不经意间做出了这样的创作路径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