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这本书是白寿彝总主编，这本书写的时候他已经70岁了，又历时二十年才出齐。他对全书作了规划安排，但是基本上每卷都是别的学者担任主编，这本书是一代史学家的思想结晶，总共参与编撰的有五百多位优秀历史学者。

1999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通史》的最后一卷，即第十二卷。至此，白寿彝教授总主编的12卷本、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历经20个年头的研究和撰写，终于全部出版。4月26日，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会前，白寿彝教授接到江泽民同志写于当天并委托专人送来的贺信。江泽民同志在信中说：“《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您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对您和您的同事们在史学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就，我表示衷心的祝贺！”“我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江泽民同志的信在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中国通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中国通史：中国史家百年的追求

白寿彝教授（1909－2000年）在其晚年为什么要编撰《中国通史》？其学术背景、历史原因是什么？其主观动因又是什么？这是我们认识《中国通史》的几个前提。

上个世纪开始，自梁启超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提出重新撰写中国历史后，撰写中国通史始终是20世纪中国史家的追求目标之一。1904年，章太炎在《哀清史》一文附有《中国通史略例》，提出了撰写中国通史的设想和框架。此后，夏曾佑写出《中国古代史》，陈黻宸写出《中国通史》，章写出《中华通史》，王桐林、陈恭禄各写出同名的《中国史》，钱穆写出《国史大纲》，吕思勉写出《白话本国史》和《中国通史》，周谷城写出《中国通史》，邓之诚写出《中华二千年史》等等。与这些著述在撰写的时间上相交叉，范文澜写出《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写出《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写出《中国史纲》第一、二卷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通史著作。

新中国成立之后，翦伯赞主编了《中国史纲要》，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经许多学者的努力也终成完帙。范文澜在五六十年代着手修改《中国通史简编》，并陆续出版修订本。关于《中国通史简编》，刘大年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蔡美彪教授继续范文澜的事业，于1994年出版了10卷本的《中国通史》。白寿彝先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着手主持中国通史的撰写工作，于1980年出版了《中国通史纲要》；又经20年的努力，全部出版了12卷本、22册的《中国通史》。这些撰述，是20世纪40年代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中国通史撰述的继续和发展。

我们通过这一极其简略的回顾，可见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写，是20世纪中国许多史家的愿望和追求。

从50年代至60年代，范文澜对其撰写《中国通史简编》的情况进行反思，在1963年写定《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深化了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也对如何编写中国通史作了一个总结。把编著中国通史的艰巨性和必要性都阐述得十分清晰，也给编著中国通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翦伯赞根据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的计划，主编《中国史纲要》，作为高校文科教材。就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国际关系，怎样对待发展观点、全面观点以及人民群众和历史人物等问题作了精辟论述。此文可以看作是60年代关于如何研究和撰写中国历史的经典之作。

经过五六十年代的反思、探索和积累，关于中国通史的编撰正逐步走向更高层次的认识水平和学术境界。然而，“文革”的十年浩劫，史学家们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写都被迫停顿下来。翦老、范老相继去世，郭老主编的《中国史稿》也不得不中止。20世纪中国史学家关于撰写中国通史的追求受到严重的挫折。正是在这艰难的岁月里，白寿彝先生开始酝酿关于中国通史的撰述工作。

这里，我们要进一步考察白寿彝先生主持编撰中国通史的直接动因。白先生撰写中国通史的动因萌生于20世纪60年代，而在70年代升华为一个坚定的信念。他在人们为他举行的九十华诞的庆祝会上又一次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多卷本的《中国通史》的完成和出版，确实让我感到很激动。想起在1962年巴基斯坦史学会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是在解放后我国第一次被邀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中国代表第一个宣读了学术论文。巴基斯坦的学者说，过去我们讲历史以欧洲为中心，现在我们要以东方为中心，用的教材是日本人编的。他们希望看到新中国史学家编出的教材来。1974年我们又一次访巴，对方用的教材是林语堂编写的课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他们仍然没有看见新中国的作品。这两次访问，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历史是这样重视，我感到吃惊，同时也为没有写出一个字而感到惭愧。从那时到现在，二十多个年头过去了，我们终于写出了自己的通史，终于可以宣布，我们有了新中国的历史书了。”（《白寿彝教授在大会上的讲话》，见《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使他深感编撰一部完整的、能够满足外国学者要求的中国通史，是多么重要、多么紧迫。他还联想到，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提出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惟其如此，他深深感受到一个史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庄严责任。

1975年，白寿彝先生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约请一些同行，开始了研究、编撰工作。从1977年至1979年，历时两年，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小型中国通史即《中国通史纲要》完稿，并于1980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按原先的设想，《中国通史纲要》一书是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外国读者，因此在写法上多有独特之处。不料上海人民出版社先行出版中文版后，立即受到社会的关注。到2001年，此书已印刷29次，累计印数达96万余册。目前已经出版的外文本有英、日、德、法、世界语等七八种版本，在国外也拥有广大的读者。

《中国通史纲要》的中文版是一本只有30万字的著作。它在学术上和撰述上的成功，最重要的一点，是恰当地把科学性和通俗性结合进来。白先生在谈到编撰《中国通史纲要》的体会时，有这样一些认识：

《中国通史纲要》是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所谓“通俗”，我们的理解是：第一，一般读者能够看得懂，容易理解。第二，历史专业工作者也可以读，而且在读了之后能够得到一些新的收获。这样想，这样做，使我们参与编著工作的同志都增强了事业心和责任感。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编著《中国通史纲要》过程中力求做到这样几点：

（一）把问题阐述清楚，凡笼统的概念、词句以及陈言滥语，一概不写入本书。我们认为，这是通俗读物的一个首要条件。

（二）不求面面俱到，而是立足于构思全书的体系，勾画出历史的轮廓，写出主要的问题。我们认为，通俗历史读物的另一个要求是轮廓鲜明，重点突出。《中国通史纲要》共有十章七十二个标题。可以说，每一个标题都是重点。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努力在这些问题中突出那些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

（三）在文字表述上努力做到明白、准确、凝炼。这是通俗读物在文字上的要求。为了达到这一要求，我们在编著《中国通史纲要》时，一般不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话，而是在叙述之中贯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的原则。而在文字表述上除了力求明白、准确、凝炼之外，还要争取给人们以科学的结论。在这方面，我们也颇费斟酌。从历史工作者的责任来说，我们写出书来，不应仅仅是为了给历史工作者们看，而应是写给全体人民看的，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编著《中国通史纲要》这样的通俗读物，对专业工作者来说，也是一个提高。本书从初稿到定稿，几乎全部改过。例如，仅《叙论》一章提出的地理、民族、年代三个方面的问题，就反复考虑了好几年才落笔的，而落笔之后又修改了多次才定下来的。把学术文化置于政治之后来写，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放到一起来表述，也是几经摸索才确定的。至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以及显示各个时期的阶段性的标志和特点，更是经过长时间考虑、多次改写才达到目前这个样子。其中甘苦，可以说是一言难尽（白寿彝：《编著〈中国通史纲要〉的一点体会》。瞿林东执笔，见《书林》1982年第3期）。

本文之所以要如此详尽地论及《中国通史纲要》，一方面在于它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这一影响还在较大的范围波及到海外；另一方面在于它反映了白寿彝先生对把握中国历史整体面貌之认识上的积极成果。

《中国通史纲要》的完成，也是多卷本《中国通史》撰述的起点。白先生决心编撰一部大型《中国通史》。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白寿彝先生度过了他的70岁生日。一个学者，已经走过了70年的人生道路，他还能实现这个宏伟的愿望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白寿彝先生以其神圣的历史责任感和豁达、开朗的性格，平静地回答了这个挑战。他说出了一句极为平实却又极不平凡的话：“我七十岁才开始做学问。”这句话包含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他对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感到欢欣鼓舞。又一层含义是，学无止境，以往的治学所得及种种成就，不过是为了新的攀登所作的积累而已。白寿彝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他在70岁以前在中国思想史、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史学史等诸多研究领域均有建树。现在，他把这些都看作是新的起点的准备。“七十岁才开始做学问”，这是时代的感召和学者的勇气相结合而生成的一种思想境界。在全国许多史学工作者的热情支持之下，白先生集众多史学名家的智慧和卓见，历时20年之久，终于完成了这部世纪性的史学工程：多卷本《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对此，我们至少可以从两方面去估量，一方面是政治家的评价，一方面是史学家的评价。江泽民同志致白寿彝教授的信，鲜明地表达了政治家的评价，他写道：

您主编的二十二卷本《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您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对您和您的同事们在史学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就，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下来，这同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有着直接的关系。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不断传承和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我国的历史，浩淼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对这个历史宝库，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这对我们推进今天祖国的建设事业，更好地迈向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以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奉献力量。我一直强调，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领导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这对于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历史。历史知识丰富了，能够“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我提倡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而讲政治、讲正气，也是要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作基础的。

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见《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

这里引用了信的全文，读者从中可以看到：江泽民同志热情赞扬了白寿彝教授的史学工作，对中国史家的治史传统给予高度评价，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及其在当前历史运动中的伟大意义作了精辟的论述，对《中国通史》的出版的重大社会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封信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必将更加突出地显示出来。

作为一部历史巨著，《中国通史》同许多鸿篇钜制一样，或许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甚至也难免有个别的讹误，但它的成就、价值和影响，却是目前无可替代的。可以相信，它将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对此，史学家们已有许多评论见诸报刊和专书。戴逸教授在祝贺《中国通史》全部出版的大会上指出：“白老是老一辈史学家，现已90高龄，可说是鲁殿灵光，岿然屹立，是我们的表率。尤其令我们钦佩的是，以九十高龄完成《中国通史》巨著。这是一部空前的巨著，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这是白老心血所萃，是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是他献给本世纪的珍贵礼物。”戴逸教授强调《中国通史》在撰述上“最全面、最详尽、最系统，是真正的通史”（见许殿才《七十年心血铸就的丰碑——“祝贺白寿彝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七十周年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侧记》，此文还记有何兹全、王钟翰、齐世荣、金冲及教授等诸位史学家对《中国通史》的评论，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中国通史》在这方面的价值，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将长久地发挥出它的积极作用。

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是一座史学丰碑，是20世纪中国几代史学家编撰中国通史的总结性和创造性结合的巨著，它开辟了21世纪中外读者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