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广东海南等地都是流放犯人的地方?

咱们中国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中早期的城市都兴起于内陆的大江、大河沿岸。

在公元8世纪,安史之乱前,中国的经济重心一位于于关中,河南一带。然后就是大家在中学历史课本上学到的那句话——“安史之乱后,经济中心开始南移,从黄河流域逐渐向长江流域发展”。直到两宋时代,东南沿海才算得到了比较专注的开发,但也多限于长江流域。而广东、海南一带和珠三角的一些区域,在长江、黄河沿岸的那些“发达地区”的城里人眼中,就是妥妥的“蛮荒之地”。

比如,唐朝的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谪到了广东某地当刺史。当年的韩愈,曾经很幽怨的留下诗篇——“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只是,这个在韩愈他老人家眼中,交通不便,瘴气横行,不适于人类居住的蛮荒之地,现在叫做——潮州。

相比之下,两百多年后,同样踏入广东省的苏轼,心态要好的多。

苏轼自“乌台诗案”之后,被连续贬官,一路从北贬到南,直到岭南的惠州、海南省的儋州。好在他老人家心态不错,还苦中作乐,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等经典诗篇。

然而,苏轼的家眷就没这么好的适应能力了。据当时其他文人的随笔记载,苏轼中老年时代的“红颜知己”,侍妾王朝云,在一次聚会中曾经吃下了一碗羹,感觉味道怪异,次日才打听到,原来那是碗“蛇羹”,一下子惊悸致病,活活的给恶心死了。

(惠州的朝云墓)

当然,这故事多有戏说的成分,但一般认为,正如苏东坡自己写的那样,朝云是受到了岭南的暑热和瘴气的侵蚀,导致早逝的。

(当今惠州境内,不乏各种苏轼和王朝云的塑像)

很显然,鉴于简陋的医疗条件和基础设施,中原人到了岭南一带后,潮湿、闷热的气候,加上动植物繁盛,细菌病毒易滋生的环境导致的瘴气盛行,还有各种怪异蛇虫的惊吓,确实非常容易让人“垮掉”。

北方说的所谓“瘴气”,其实指的就是各种传染病,诸如疟疾、霍乱、鼠疫、麻风、天花、流感、流脑、各种癣、疔疮、疹症等等。相对于已经有了一定适应力的当地土著,一般的中原人,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上,自然很难适应,甚至,不经意的蚊虫叮咬都可能致命。

加上当年也没有什么“普通话”,官话在岭南的普及度非常低,大多数老百姓全是文盲半文盲,南北之间的交流都很成问题。开始的时候,表达意思只能靠肢体语言和表情,再加上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民族差异等方面的隔阂,话说不清楚,意思表达不出来的这种交流障碍和从而引发的种种误会,也往往能把人急得上了火。

总之,在气候、环境和医疗条件的局限下,加上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巨大差异,咱们现代人眼中的度假胜地和吃海鲜的好去处,在古代漫长的岁月中,竟成了摧残人身心健康的贬官、流放之地。

不过,从历史上看,在中国古代,两宋之前,流放普通犯人的话,往往多选在幽州(北京地区)或是更北的地方,外加酒泉、敦煌等西部地区;而岭南一带,“接待”的多是犯错误后,被“下放”的中央官员。也有点让这些被贬谪的官员去艰苦地区搞开发建设的意味。

比如,韩愈在潮州的时候,可没只是写诗抱怨,也天天忙于公务,搞地方建设、文明开化,干了一些系列诸如驱恶除弊,扶持农桑,赎放奴婢,兴办教育的实事儿。

虽然他老人家在潮州仅仅干了不到一年的光景,但潮州人却世代铭记着韩愈的治理功绩,专门给他立了韩文公祠。两个多世纪后,同样被贬官到了广东省的苏轼,在游历潮州的时候,还特意倾情题写了韩文公庙碑文。

到了苏轼的惠州时代,虽然也只有短短三年的光景,但同样也以一颗平常的心态,踏踏实实的当着地方官,大搞“岭南开发”。他一面申请政府财政支持,一面募集民间捐款,广修水利工程,引进新式农具和耕作方式,甚至还出面解决过多次“农民工欠薪”问题。更有当年怀着满满“西湖情节”的苏东坡,在惠州也因地制宜,搞了个浪漫的“西湖”,加上他老人家的相关诗篇,和名下的各种美食,早已成了惠州的一张张体面的“文化名片”,造福着后世的各行各业。

你可能想看:
标签: 苏轼韩愈
分享给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