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广东海南等地都是流放犯人的地方？
咱们中国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中早期的城市都兴起于内陆的大江、大河沿岸。
在公元8世纪，安史之乱前，中国的经济重心一位于于关中，河南一带。然后就是大家在中学历史课本上学到的那句话——“安史之乱后，经济中心开始南移，从黄河流域逐渐向长江流域发展”。直到两宋时代，东南沿海才算得到了比较专注的开发，但也多限于长江流域。而广东、海南一带和珠三角的一些区域，在长江、黄河沿岸的那些“发达地区”的城里人眼中，就是妥妥的“蛮荒之地”。
比如，唐朝的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谪到了广东某地当刺史。当年的韩愈，曾经很幽怨的留下诗篇——“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只是，这个在韩愈他老人家眼中，交通不便，瘴气横行，不适于人类居住的蛮荒之地，现在叫做——潮州。
相比之下，两百多年后，同样踏入广东省的苏轼，心态要好的多。
苏轼自“乌台诗案”之后，被连续贬官，一路从北贬到南，直到岭南的惠州、海南省的儋州。好在他老人家心态不错，还苦中作乐，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等经典诗篇。
然而，苏轼的家眷就没这么好的适应能力了。据当时其他文人的随笔记载，苏轼中老年时代的“红颜知己”，侍妾王朝云，在一次聚会中曾经吃下了一碗羹，感觉味道怪异，次日才打听到，原来那是碗“蛇羹”，一下子惊悸致病，活活的给恶心死了。
（惠州的朝云墓）
当然，这故事多有戏说的成分，但一般认为，正如苏东坡自己写的那样，朝云是受到了岭南的暑热和瘴气的侵蚀，导致早逝的。
（当今惠州境内，不乏各种苏轼和王朝云的塑像）
很显然，鉴于简陋的医疗条件和基础设施，中原人到了岭南一带后，潮湿、闷热的气候，加上动植物繁盛，细菌病毒易滋生的环境导致的瘴气盛行，还有各种怪异蛇虫的惊吓，确实非常容易让人“垮掉”。
北方说的所谓“瘴气”，其实指的就是各种传染病，诸如疟疾、霍乱、鼠疫、麻风、天花、流感、流脑、各种癣、疔疮、疹症等等。相对于已经有了一定适应力的当地土著，一般的中原人，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上，自然很难适应，甚至，不经意的蚊虫叮咬都可能致命。
加上当年也没有什么“普通话”，官话在岭南的普及度非常低，大多数老百姓全是文盲半文盲，南北之间的交流都很成问题。开始的时候，表达意思只能靠肢体语言和表情，再加上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民族差异等方面的隔阂，话说不清楚，意思表达不出来的这种交流障碍和从而引发的种种误会，也往往能把人急得上了火。
总之，在气候、环境和医疗条件的局限下，加上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巨大差异，咱们现代人眼中的度假胜地和吃海鲜的好去处，在古代漫长的岁月中，竟成了摧残人身心健康的贬官、流放之地。
不过，从历史上看，在中国古代，两宋之前，流放普通犯人的话，往往多选在幽州（北京地区）或是更北的地方，外加酒泉、敦煌等西部地区；而岭南一带，“接待”的多是犯错误后，被“下放”的中央官员。也有点让这些被贬谪的官员去艰苦地区搞开发建设的意味。
比如，韩愈在潮州的时候，可没只是写诗抱怨，也天天忙于公务，搞地方建设、文明开化，干了一些系列诸如驱恶除弊，扶持农桑，赎放奴婢，兴办教育的实事儿。
虽然他老人家在潮州仅仅干了不到一年的光景，但潮州人却世代铭记着韩愈的治理功绩，专门给他立了韩文公祠。两个多世纪后，同样被贬官到了广东省的苏轼，在游历潮州的时候，还特意倾情题写了韩文公庙碑文。
到了苏轼的惠州时代，虽然也只有短短三年的光景，但同样也以一颗平常的心态，踏踏实实的当着地方官，大搞“岭南开发”。他一面申请政府财政支持，一面募集民间捐款，广修水利工程，引进新式农具和耕作方式，甚至还出面解决过多次“农民工欠薪”问题。更有当年怀着满满“西湖情节”的苏东坡，在惠州也因地制宜，搞了个浪漫的“西湖”，加上他老人家的相关诗篇，和名下的各种美食，早已成了惠州的一张张体面的“文化名片”，造福着后世的各行各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