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感]南方公园之学习游行
南方公园之学习游行
很多年以前——其实也不是很多年，只是对苦难重重以致于只能以健忘来疗伤的国人来说，13年是个很长的数目了——全世界的媒体都曾转发过这样一张照片：一个身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张开双臂，站在前行中的坦克前面。我的西班牙英语老师和我谈论这件事的时候，问我中国现在还有没有民众游行。我说有是有的，但是基本上没有令人满意的游行。当然游行这件事情的出因，本身就是因为不满意，也无所谓满意的游行和不满意的游行了。
我没见过东北的失业工人的示威活动，但是知道98年美国轰炸我国驻南联盟领事馆后学生聚集起来去美领事馆示威的那次，知道和我一样的大学生们怎样游行，怎样示威，具体说来，就是打旗子，边走边呼口号，到后来就是焚烧美国国旗，再后来就开始象所有发生在中国的游行示威一样，开始扔瓶子，砸东西。那时候我以为：游行是与暴力密切相连的。至少在中国，有游行，必然有暴力，无非是程度轻重之分。
在来美国以前我对“民主”一词的概念是：政府应该允许民众上街游行，允许言论自由。这似乎应该是国际通用的民主观念，
刚到美国，一下飞机，就在机场附近的公路上看到一群抗议什么事情的人，胸前挂着牌子，很有秩序的走着。周围一个警察都没有。后来我问一个美国老师，如果这些游行者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会不会堵截公共交通设施，或者在示威对象的建筑物前扔东西，烧东西？美国老师反问：难道在中国，游行者是那样做的么？
就我所知道的，发生在国内最温和的游行，也是会使交通瘫痪的，游行者或者是希望引来更多的人参与进去，或许是要使当权者知道人墙的厉害，总之，有游行的地方，交通总是一片混乱——想想国内，啥事没有的寻常日子，交通也总是陷于半瘫痪状态，更不必提发生了游行了。每次听到国内媒体对游行的负面的指责，往往是指摘示威者破坏了公共秩序，妨害了他人的日常生活。
如果因为游行示威者的活动使我当天上班迟到，我想我绝不会介意。和游行者的愤怒及悲痛比起来，我的、和其他市民的一点点轻如鸿毛的耽搁算的了什么。被破坏的只是当权者的安逸梦，被妨害的只是不思进取的官僚建立起来的自认为固若金汤的秩序。
我相信我们的国民都是非常能忍耐的，如果不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譬如说快要饿死了，或者碰到窦蛾那样天大的冤枉，国人基本是很安静容忍的，能够把大众激怒到被逼上街，明知道可能会被逮捕也要去游行示威的，那一定是发生了绝对不能再忍半分的事情了，所以一点就燃，一碰就爆；如果nobody到街上去走一圈，不堵住交通，不干点激烈的事情，那些somebody仍然会听不见、看不见everybody的申诉和要求。
我以为理想的游行应该象一个游戏，有游戏规则，也有为违规而指定的代价，虽然愤怒是游行示威这类活动的主角，但是也应该有乐趣。只是这样的游戏，必须有这样两方面的参与者：一是民主的政府，二是通达的游行示威群众。
2月13日，美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国内媒体提到这次游行，用了一个词：爆发。美国爆发大规模反战游行。我很不喜欢这样的修饰。我以为爆发这种词语适宜用于修饰发生在专制政府下面的反抗的，而美国的游行，透明，有序，文明，象一场高水准的秀。
我也参加了那天的游行。一般在游行的前几日，大街上就会有布告，说明哪天、几时开始几时结束，起始地点和结束地点。
那天我早到了，在集合地点站着，先并没看到周围有什么愤怒的面孔，以至使我怀疑是否记错了时间和地点。很快，人们从各个停车场走过来，好象寻常日出门似的，牵着小孩儿，，带着狗儿，向集合地靠拢。这次游行要求穿过几条商业街，但是游行的群众并未打算占领斑马线和人行道，也并未东一块西一块的聚集在一起，而是始终保持着一条线的队伍，一个跟着一个，以不致防碍别人的行路。走在我前面的女士，中途停下来，去收拾她家的狗儿的粪溺，在美国，出门溜狗是必须在狗脖子上绑狗链的，还得准备好容纳狗们粪便的塑料带。也有的人走着走着，碰到熟人，便停下来，与之寒暄；也有的人，走着走着渴了，拐进starbucks去买杯咖啡。
人们手上举的标牌，多数是自己制作的，美国的超市有卖各种标牌和字母贴纸的，做这样的牌牌很容易。最简单的标语：NO WAR.也有说DON‘T FIGHT FOR OIL，比较煽情的有：IRAQS ARE ALSO HUMAN BEINGS！
不少美国人去游行，根本不是日子过不下去了，任何人若是对待遇不满意或是对某件事情感到愤怒，就可以会去游行，在美国，游行的抗议目标，并不一定总是政府。比如同性恋游行，反全球化游行，爱滋病日民众游行——在这种游行中，其实你很难搞清楚谁是敌人。在费城见到的一次游行，是一群失业的中年男人，很安静的走着。我想他们的温和与守序，可能并不是因为美国劳动人民天生的素质高，或者说更理性，而是他们的政府对他们不赖，所以他们也能在抗议政府的同时，保持政府希望的平和秩序。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听着难听，伤劳动人民的感情，可是难听的话往往是真相。
我和一位台湾人谈起那次著名的暴动。当我告诉他，我曾经看过一部记录片，是民运派拍摄的，有一段是：当时的中国总理曾经和学生领袖面对面的谈判，那位学生领袖昂着头，数次打断对方的话，更象是赌气的样子。那位台湾人很惊讶：政府竟然派总理和学生谈判？为什么？我说道：因为学生这样要求的。
如果是在美国，游行者不会要求总统站出来和他们谈判，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国家是法治，而非人治。
当然，美国的政府也不会把民众逼到那个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