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迹 · 用文化给生活另一种可能

作者：瑞鹤

现如今，提到农药，很多人总是嗤之以鼻的态度。即便如此，农药的“阴影”似乎也无处不在。

事实上，农药是农业革命的三大重要技术支柱之一（化肥，转基因和农药）。这三大技术突破，化肥和转基因技术，循迹晓讲之前撰文写过，在此不再赘述。

具体内容可以点击蓝色标题查看：1：从毒气到面包：是谁让人类摆脱饥荒？| 循迹晓讲 2：转基因食品会导致我们“亡国灭种”吗？| 循迹晓讲

化肥和转基因技术对人类农业的贡献非常巨大，而农药技术对人类生活的改造，不仅局限在农业领域，还为减少世界上的传染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不过，农药在20世纪后半段被污名化的程度，也是化肥和转基因不能比的。甚至风靡全球的环保运动，最早也是来源于对农药的批判。最终，虽然“农药不好”的概念在环保主义的推波助澜下“深入人心”，但是农药的使用却从未停止，而对环保主义的批判，也随着农药的发展而持续不断。

可以这么说，农药在20世纪的发展，与其说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倒不如说是人类理念之争的角斗场。

◎ 天降神药DDT

人类同昆虫共存和斗争的历史悠久。古人会在农田里用硫磺焚烧的烟雾除虫，但其效果十分有限。

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类对害虫并没有系统有效的杀灭手段，而不断爆发的病虫害和传染病，也就成了人类文明挥之不去的梦魇。

别的不说，就只说中国，蝗灾的记录在史书中频繁出现。明末大学士徐光启《除蝗疏》言：“国家不务畜积，不备凶饥人事之失也。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这可谓是对中国古代自然灾害的精准总结。

◎ 绘制于19世纪末的蝗灾图景

时间进入近代，化学知识让人们可以有更好的杀灭害虫手段。在17世纪，尼古丁和硫酸盐从烟草中提炼出来作为杀虫剂使用。19世纪，人类引进了两种更天然的农药，除虫菊和鱼藤酮。这些化合物杀虫效果不错，但成本都太高，生产过程也非常繁琐，并不能彻底根治全球的害虫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机合成已经发展为一门相对成熟的科学。

1874年，珀斯泰勒学院普雷斯顿（Preston）合成了DDT，它的全称是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英文字头缩写是DDT，这是一种白色不溶于水但溶于煤油的晶体，可以用氯苯和三氯乙醛于酸性条件下高温缩合而成。

在硫酸或者发烟硫酸存在下，反应几乎是定量的（这一点就可以完爆许多其他的有机合成反应），唯一的美中不足是，那时候的人们没有发现它的用处。于是，DDT就这样被尘封了半个世纪左右。

◎ DDT的化学式。从有机化学的角度看，这种化合物是相当简单的，没有手性碳，逆合成分析也不难

1939年，瑞士化学家保罗·米勒（Paul Hermann Müller）在很偶然的机会下，无意间发现DDT可以迅速杀死蚊子、虱子和农作物害虫，并比其他杀虫剂安全。随后他潜心研究DDT的工业化生产。1940年，米勒获得了第一个DDT的瑞士专利。1942年，商品DDT面市。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非常惨烈，战乱过后，世界很多地方传染病流行，DDT的小规模使用令疟蚊、苍蝇和虱子得到有效的控制，并使疟疾、伤寒和霍乱等疾病的发病率急剧下降。1944年，盟军在那不勒斯用DDT成功阻止一场斑疹伤寒的爆发。

◎ 二战意大利战场上，美军给伤员输液。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瘟疫很容易爆发，只不过更为惨烈的战争掩盖了瘟疫的悲剧而已。

DDT不仅可以有效地杀灭昆虫，它还有其他无可比拟的优点。

首先，它太便宜了。制备DDT的原料很易得，反应收率也非常高，大规模生产毫无难度。其次，这种化合物对人和其他动物的毒性很低。能有效杀灭害虫，还便宜低毒，这样的杀虫剂当仁不让地被大规模使用。

◎ DDT的制备反应，原料便宜，而且反应几乎定量进行，这当中任何一个特点都足以睥睨其他绝大多数有机合成反应，而DDT的制备把这俩都占了，所以它虽然是人工合成物，但异常便宜

◎ 1945年夏天，纽约附近喷洒DDT的卡车，小孩子在喷雾中乘凉。

DDT很快展示了无可比拟的魔力。它的第一大功绩是对于农业的增产作用。二战后，希腊给橄榄树使用了DDT后，橄榄的收成马上增加了25％。DDT对其他农作物的增产，效果也同样明显。战后的欧洲迅速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DDT功不可没。

◎ 农药喷洒飞机。电影《珍珠港》中，那俩男主角一开始开的双翼机似乎就是撒农药的，不过按照真实的时间线，那会儿没有DDT

DDT的第二大功绩是在全球消除了传染病。

二战后，印度等穷困落后、传染病流行的国家，靠使用DDT杀虫，有效地控制了危害当地人几千年、困扰欧洲殖民者几百年的源于昆虫传播的各种流行病（比如疟疾、黄热病、斑疹伤寒等）。仅疟疾这一种病，印度在使用DDT之后，患病数量就从7500万例减少到500万例。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取得了类似的效果。

据估计，二战后，DDT的使用使5亿人免于危险的流行病，这在过去几千年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 疟疾和许多热带疾病是依靠蚊子传播的，在DDT发明之前，人类没有大规模杀死蚊子的药物

二战的硝烟散去没多久，DDT就已经成了全球不可或缺的“神药”。1948年，米勒被授予诺贝尔医学奖，用以表彰他在消灭传染病方面“几千年来第一人”的贡献。

◎ 保罗·米勒，将DDT成功推广商业化的人

到了1962年，DDT的使用让全球疟疾的发病率降到了极低值，按照当时人们的估计，疟疾差不多要被人类彻底消灭，要走进历史了。

世界卫生组织向世界各国建议，在当年的世界卫生日发行世界联合抗疟疾邮票，很多国家都这么做了，这是世界上有最多的国家共同参与的为一项发明发行邮票的活动。

◎ 1962年，许多国家都为DDT几乎消灭疟疾而发行了邮票，这是当时塞浦路斯的邮票

然而，也是在1962年，美国的一位名叫雷切尔·卡逊的女作家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寂静的春天》。当时，谁也没想到，这本书会在以后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 寂静的春天：文学还是科学？

雷切尔·卡逊读大学的时候，一开始读的是文学，后来发现自己对大自然更感兴趣，于是就转专业去读动物学，并获得硕士学位。

毕业之后，卡逊一开始做的是海洋生物的研究调查，她也用自己文学的笔触向公众描绘大海，并写了几本关于海洋生物的畅销书。1958年，卡逊住在马萨诸塞州的乡下，当地一位鸟类保护区的管理员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DDT喷洒过后，保护区内鸟类濒临灭绝，希望她能利用她的威望影响政府官员去调查杀虫剂的使用问题，于是她决定要写一本书。

◎ 雷切尔·卡森，1940年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员工照片

卡逊当时已经是“科普畅销书作家”了，她得到了著名的生物学家、化学家、病理学家和昆虫学家的帮助，她听闻了许多由于杀虫剂、除草剂过量使用，以及当地野生生物大量死亡的故事，随后，她以更文学化的、更生动的方式将这些写出来。

四年后，也就是1962年，她的这本书《寂静的春天》正式出版——其实，在正式出版之前，这本书的片段就已经在《纽约客》连载，出版后几个月，这本书就卖出了50万册，在西方国家引发了全民大讨论。

卡逊的支持者来自各个领域，而她的反对者大都来自化工厂、制药厂、农业部，以及部分科研机构，他们指责卡逊在科学上不够严密，有误导读者的嫌疑。还有人指责卡逊没有资格在农药领域发言，因为她没有受过专业的化学训练——一言以蔽之，过于文学化，是一个足够指摘卡逊的理由。

◎ 1948年，伊利诺伊州的农民在使用含有DDT的杀虫剂

《寂静的春天》里到处充满着卡逊文学化的笔触。在书的开头，她写道：“从前，在美国的中部有一个城镇，这里的一切生物看来与其周围环境生活得很和谐。这个城镇坐落在像棋盘般排列整齐的繁荣的农场中央，周围是庄稼地，小山下果园成林。春天，繁花像白色的云朵点缀在绿色的原野上;秋天，透过松林的屏风，橡树、枫树和白桦闪射出火焰般的彩色光辉，狐狸在小山上叫着，小鹿静悄悄地穿过了笼罩着秋天晨雾的原野。”

紧接着，她话锋一转，“（当农民移居这里之后）一个奇怪的阴影遮盖了这个地区，一切都开始变化。一些不祥的预兆降临到村落里:神秘莫测的疾病袭击了成群的小鸡，牛羊病倒和死亡。到处是死神的幽灵，农夫们诉说着他们家庭的多病，城里的医生也愈来愈为他们病人中出现的新病困惑莫解。不仅在成人中，而且在孩子中出现了一些突然的、不可解释的死亡现象，这些孩子在玩耍时突然倒下了，并在几小时内死去。”

这不像是出自一本科普著作，更像是恐怖小说的开头。事实上，卡逊的反对者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把卡逊描述成一个没有经过科学训练，只知道煽情的文艺青年。

◎ 1962年版《寂静的春天》封面

一场关于农药的论战在美国展开。卡逊本人看到了论战的开始，却没有看到论战的结束。在她写《寂静的春天》之时，她已经罹患乳腺癌。1964年，卡逊撒手人寰，但由她亲手开启的论战，却越来越偏离科学，变成了政治立场的站队。

从科学上讲，DDT本身的毒性并不强，但它和其代谢产物DDE是亲脂性的，因此容易在动物脂肪中积累，生物累积造成长期毒性。此外，DDT还具有潜在的基因毒性、内分泌干扰作用和致癌性，也可能造成包括糖尿病在内的多种疾病。DDT的代谢物DDE并且是一种抗雄激素。以上种种，如果在一个生态环境中长期作用，造成“寂静的春天”是可以想见的事情。

只不过，DDT和DDE到底有怎样的慢性积累，这是需要漫长的研究才可以确定的。

但问题在于，公众并没有耐心去了解这些。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农药已经成功地和“化学资本托拉斯”绑定在了一起，一种“工业巨头正在毒杀地球生灵”的印象已经占据了主流媒体的版面。再加上当时美国在越战中的作为被媒体各种报道之后，国内的各种左派运动在“反战”这个政治无比正确的潮流中汇聚起来。

当民众知道美国竟然为了让北越游击队在雨林中现形而大规模地在越南喷洒落叶剂时，他们的愤怒被推向了新的高潮——当然，北越的超限战是不是违反道德，这不是美国媒体和民众考虑的问题。

◎ 越南战争期间，两架美军飞机在热带雨林上方喷洒“橙剂”，试图让北越游击队无所遁形

这次反越战运动中涌现了无数弄潮儿，环境保护议题和黑人权益，女权等等议题一起，如狂潮一般席卷美国。美国政府被描述为跟化工厂军火商勾结，残害生灵的邪恶组织。在媒体的描述中，“鱼类在被化学品污染的水中死亡，黑色的浓烟在巨大的工业烟囱中翻腾，海滩上散落着垃圾和死于石油污染的鸟儿。”

1970年，环境保护主义者组织了世界上第一个“地球日”活动。这一天被看作是现代环保主义诞生的日子。4月22日，大约有2000万美国人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借以表达他们对环境的不满和关注，这一天在此后成为了世界的“地球日” 。在华盛顿，学生们请旁观者将手放进油桶中，体验陷在浮油中的小鸟的感受。在佛罗里达，学生们谴责汽车污染，并象征性地掩埋了一辆汽车。

◎ 1970年4月22日，纽约一大学生头带防毒面具参加首个“地球日”的游行。

环保组织的发展推动了美国政府的行动。尼克松总统在1970 年2月的联邦咨文中也宣称，“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替以前还债的10年， 我们需要恢复清洁的水和空气，改善生活环境， 这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1970年12月，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成立。1972年，美国政府签署法令，禁止在国内生产和销售DDT，这等于是宣判了DDT的死刑——此时距离人们发行邮票纪念DDT，仅仅过去了十年。

有了美国的榜样，其他国家也紧密跟进，到1970年代末，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DDT都已经被禁止生产和销售了。按照环保主义者的说法，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回头看着一系列的事件，《寂静的春天》是一切的起点。用一些学者的话说，“卡逊的冒死呐喊，激发了波澜壮阔的全球环境保护运动，最终促进了重大的环境法律变革。”

◎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以热衷环保著称，他毫不掩饰《寂静的春天》对他的影响

卡逊本人虽然早已作古，但她却赢得了巨大的身后名。1980年，她被卡特总统追授“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平民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2000年，美国《时代》周刊把卡逊评为上世纪最有影响力的100个人物之一，纽约大学新闻学院把《寂静的春天》评上世纪最佳新闻作品之一，位列第二。2007年，为了庆祝卡逊诞辰100周年，一本名为《拯救地球的勇气》的文集在美国出版，收录了包括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内多位知名人士评价卡逊的文章——在追求进步的美国民主党那里，卡逊是毫无置疑的一个圣徒形象，而《寂静的春天》也被当做是“绿色圣经”，拥有绝对政治正确的地位。

◎ 杀人者卡逊

不过，有句话叫“凡有阳光，必有阴影”，这话大抵是不错的，尤其是对那些以道德为燃料的社会运动。1960-1970年代的环保运动，看上去是一个辉煌的成就，DDT被禁止使用，大自然从人类造成的创伤中慢慢疗愈，一切都在变得更好。

但对卡逊和禁用DDT的质疑，却从未停止。比如，卡逊认为DDT会让鸟的蛋壳变薄，直接造成了鸟类的大规模死亡。但是英国埃塞克斯（Essex）大学环境与社会学教授朱尔斯·普莱蒂（Jules Pretty）曾对记者说，造成鸟类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耕作方式的变革，减少了鸟类的食物，而非DDT——当然，如你所知，这在环保变为“政治正确”口号的时代并不讨喜。

一般而言，面对质疑，卡逊的支持者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为自己的偶像辩护，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是他们无论如何都要直面的惨痛事实——曾经被以为“几乎被消灭”的疟疾，在很多地方死灰复燃了。

2000年7月，世界著名的科学杂志《自然》（Nature）药物学分册发表了一篇由英美两国科学家共同撰写的文章，呼吁在发展中国家重新使用DDT。文章指出，目前全世界有3亿疟疾患者，每年死亡人数超过100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地处热带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儿童。作者巧妙地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数字相当于每天都有7架坐满儿童的波音747失事——这样的写作技巧，大约也是有意无意从卡逊那里学来的罢。

◎ 在禁用DDT之后，非洲的疟疾死灰复燃

怎么会这样呢？疟疾不是已经几乎被消灭了么？为什么会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死灰复燃呢？

事实上，DDT的被禁正是疟疾死灰复燃的主要原因。在文中，作者援引了斯里兰卡的例子。在引入DDT之前，斯里兰卡每年新增280万疟疾患者，7300人因此死亡。使用DDT后，效果惊人，1963年全国只有17名新增病人，无人死亡。印度和南美的大部分国家也取得了类似成效。

可惜好景不长，1969年，在反DDT思潮影响下，美国撤回了对斯里兰卡DDT防蚊项目的援助，结果该国疟疾患病人数在一年之内猛增至50万。印度的情况和斯里兰卡类似。在南美国家中，只有厄瓜多尔坚持使用DDT，结果该国成为唯一一个疟疾发病率持续下降的南美国家。

斯里兰卡和南美还算好的，更惨的是非洲。

自80年代中期开始，南非停止使用DDT。结果呢？仅是南非一个省的疟疾患者数量便从8000人迅速上升至4.2万人，死亡340人。而与之相邻的一个省则经历了一次疟疾大爆发，至少造成了10万人死亡。

◎ 全世界疟疾死亡人数（虚线），可以看到，在禁用DDT（1970）之后，疟疾死亡人数有一个明显的反弹

在前文引述英美两国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文章中，在2000年前后，全世界有3亿疟疾患者，每年死亡人数超过100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地处热带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儿童。

也就说，而自从DDT禁令生效到21世纪初，死于疟疾的人口数量多达6000万，这个总数据是什么概念呢？它大体上和二战期间全球死亡人数相当。于是，有人说，卡逊是一个杀人恶魔，她间接地夺走了这么多人的生命，其影响力堪比希特勒。

◎ 非洲地区2000年和2006年的疟疾发病率，颜色越亮，发病率越高

卡逊的支持者面对这样的说辞，辩驳是非常苍白的——他们指出，卡逊当初并没有否认DDT的杀虫功效，她只是警告人类，农药的滥用会破坏生态环境，禁止DDT根本不是卡逊的本意。

“本意是好的，但在执行的时候出了差错，代价是无数人的生命”，这样的桥段，在历史上反反复复上演了无数回。卡逊该不该为这几千万人的性命负责任，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类似的问题还有另一个——某位19世纪犹太裔思想家该不该为乌克兰大饥荒，大清洗和柬埔寨集中营背负思想上的责任呢？

事实上，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花了相当多的篇幅去写“DDT的替代品”。比如，她写道，可以用某些辐射让雄性蚊子绝育，然后将这些被绝育的雄性蚊子大规模喷洒到社区，以此达到消灭蚊虫的目的。再比如，她提到，蚊子在自然界就是有很多天敌的，应该让这些天敌杀自然繁育，控制蚊子数量，等等等等。总之，消灭害虫有无数的方法，卡逊非常不理解，为什么人们一定执意要用DDT。

为什么执意要用DDT呢？答案非常简单，成本。尤其是在非洲，这里的基础设施实在是太差了，任何一种方法，必须既廉价又方便，才可能有效果。在禁用DDT之后，联合国援非组织也不是没想过别的杀灭害虫的办法，但最终，大家一致认为DDT是目前最便宜，也是最方便的驱蚊剂。因为DDT既便宜又稳定，每年只要喷洒两次就行了。

◎ 如果考虑到成本问题，在非洲，DDT喷洒的确是防治疟疾最好的手段，没有之一

这样的成本问题可能并不在卡逊的考虑范围内，诚如托马斯·索维尔在其《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写的，“经济学的第一课就是关于稀缺性和成本的问题，我们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很不幸，政治学的第一课，就是把经济学的第一课忘掉。”

于是，虽然禁用DDT在政治和道德上无比正确，但非洲疟疾的发展实在是过于骇人听闻。不得已之下，2003年，深受疟疾之苦的南非，终于决定重新使用DDT对抗疟疾，结果投入DDT之后，同一地区，每年死于疟疾的人数立刻下降到50%以下。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世界卫生组织紧随其后，在2006年9月15日发表声明，公开号召非洲国家重新使用DDT防治疟疾，WHO还发布数据说明，在室内正确和及时地喷洒DDT，可以将疟疾发病率降低90%。

◎ 2006年，联合国新闻的网页版，世界卫生组织重新提倡使用DDT

◎ 到了2012年，因为重新引入DDT，非洲的疟疾终于重新得到了控制

当然，按照卡逊支持者的话来说，虽然DDT重返非洲，但卡逊的努力和环保运动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意识，现在非洲就算用DDT也会比过去更小心，这都是进步，而进步，从来都是需要代价的。

◎ 嘲讽漫画一则，禁用DDT之后，一些鸟类看上去似乎得到了拯救，但大量的非洲人民则真真切切地被疟疾害惨了

怎么说呢，这种语调在历史上也是不稀奇的。是啊，任何进步都需要代价，特别是以高尚道德作为推动力的进步，很多时候表面的进步之后又给退了回去。小一点的，比如美国的禁酒令，最终演变成了闹剧。禁酒令有代价么，当然有，但这个代价，比起环保主义和禁用DDT，其实还是轻多了。

◎ 生态农业真的可行么？

讲到这里，其实这篇文章就已经可以结尾了。环保主义继续在电视上，广告牌上和媒体上频频出现，而非洲人民终于用上了DDT，疟疾发病率显著下降。看起来，还算是个不坏的结果。

但其实这个故事并没有完。如你所知，这篇文章我要谈的其实是农药，而不只是DDT。环保主义者认为，禁止DDT使用会起到相当的示范作用，在这样禁令的带头下，公众会对所有的农药产生反感，最终，通过公众舆论，可以实现他们倡导的“绿色农业，有机农业”。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得不说，对DDT的禁令非常成功。

讽刺的是，也就是在DDT禁令之后的岁月里，农药使用不减反增，甚至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呈指数级增长，并在逐年递增，而且欧美国家各大生产公司占据了一半左右的市场，我们主要的粮食作物都被喷上了农药。农药虽然背上了恶名，但它的作用，并不会因为这个恶名而减少。

◎ 即使有环保运动，世界上的各种农药（杀虫剂，除草剂，杀真菌剂）生产规模还是在逐渐扩大

当然，面对这样的情况，痛心疾首者还是有的，其中不乏一些学者。比如中科院植物所的某位研究员就描述自己的生态农场；“自2007年起，笔者带领自己的研究团队，租用40亩耕地，在山东平邑建立了弘毅生态农场，开展生态农业试验示范研究。我们全面停止使用农药、除草剂、化肥、农膜、添加剂，不使用转基因技术，验证生态学在维持农业产量、提高经济效益中的作用。短短3个年头，生态学的强大威力就显现了出来。由于采取严格的农田生态保护措施，农场的生物多样性大幅度提高：燕子、蜻蜓、青蛙、蚯蚓等小动物都回来了；那里的蔬菜、水果再不用担心受到昆虫危害；黄瓜、西红柿、芹菜、茄子、大葱等蔬菜接近常规产量；过去严重影响玉米成苗的地老虎成虫已被脉冲诱虫灯制服了，以前最多的时候，每只灯每晚可捕获各种“害虫”达9斤，目前每晚捕获不到30克。一滴农药不用，“害虫”反而不产生危害了。目前该农场已发展到500亩，在全国推广10万亩。”

◎ 主张生态农业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院蒋老师在科学网的一些文章，链接如下——

鉴于这样的经验，这位研究员声称，“在真正的有机农场里，虫害是比较容易控制的。”他的这个经验是否具有普适性，暂且不论，但他也承认，在这样的有机农场里，需要大量的人工劳动。不过，他也写道：“对于某种食物，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不要迷信所谓的品牌。要判断其安全性或者优质的程度，最简单的标准就是：投入到食物生产上的优质劳动力(<40岁)的多少。投入的优质劳动力越多，质量就越好；反之就越差。”

也就是说，按照目前的技术发展水平，有机农业，也就是不用化肥不用农药的农业，是以大量的人工劳动为代价的。这样的劳动对于那些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可能在这位研究院眼里，这是一派诗情画意，就以除草为例，这位研究员写道——“山东农田里“杂草”很少，那些“杂草”哪里去了？竟然是被我们这些孩子加上部分妇女控制住了。可见，今后对付“杂草”，也正如应对“害虫”一样，采取生态平衡的办法，而不是粗暴灭杀的办法，同样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 5KG的有机大米售价：1818元。如果彻底禁止农药，在座的各位大概率是要被饿死

他说的对不对，留待读者去检验。但他所谓的“投入食品生产劳动力越多食品就越好”，总会让我想到世说新语里的一则故事，在那个故事里，晋武帝司马炎曾经到王武子家里去，武子设宴侍奉。蒸小猪肥嫩鲜美，和一般的味道不一样。武帝感到奇怪，问他怎么烹调的，王武子回答说：“是用人乳喂的小猪。”武帝非常不满意，还没有吃完，就走了。

◎ 某明星在某节目中爆料，自己光吃饭一月大概7个W，仅在吃饭方面，一年大概花掉84万左右。

按照这位研究员的说法，这人乳喂的小猪，怎么看都是“投入大量生产劳动力而得的食品”，怎么也不至于让司马炎没吃完就走。何况，这则故事的出处是世说新语的“汰侈”一篇，怎么看都不是完全的赞颂。

其实吧，人乳喂小猪还不算什么。几年前，我有机会去看到一份荷兰的蔬菜温室资料，这个温室的蔬菜大约是给中国中产以上阶级专供的，它的内部不用化肥，不用农药，自不必说（营养液都是预调制的），在温室内部，种植莴苣的区域，莴苣种植槽是在一条传送带上缓缓前进的，在28天的生长期内，传送带上的莴苣从温室的育苗区缓缓移动到采摘区。每个区域的光照，温度，湿度都完全人工设定，都有细微的差距。这样种出来的莴苣，想必口感是非常好的——但问题是，这种种植手段果真有大规模推广的可能？

◎ 荷兰高科技蔬菜温室内景，好是好，先进是先进，但这种农作物种植模式能大规模推广吗？

所以，至少从“解决人类吃饭”的角度来讲，农药是必不可少的，不管它是DDT还是别的什么，这跟它身上的恶名，毫无关系。

临了，忽然想到一则旧闻。去年闹蝗灾的时候，一些地方鼓捣出了养鸡鸭去吃蝗虫的主意，一时间，“灭蝗鸭子大军”成了疫情期间大家不多的乐子之一。但最后，蝗灾真的被控制，还是因为飞播农药。至于那些鸭子去了哪里，大约早就被吃了罢。

◎ 也不是说鸭子不能吃害虫，但这样的效率比起杀虫剂，仍然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 当地时间，2021年2月6日，数十名德国农民开着拖拉机进入首都柏林，他们此次抗议行动是为了德国政府即将出台的“昆虫保护行动法案”，此法案要求德国农民保护虫子，禁止使用杀虫剂。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