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的地形地貌比四川更复杂，为什么没有人说“黔道难，难于上青天”？
因为在唐朝，四川是朝廷直接统治的核心地带，西安，洛阳，成都，扬州是全国四大都会，号称扬一益二。而贵州只是羁縻的化外之地，几乎没有存在感，二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自从公元前256年李冰父子将都江堰建好，成都平原就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在西汉，成都盛产顶级侈奢品蜀锦，是朝廷重要税源地，西汉专设锦官管理。长安，洛阳，成都，宛城是当时全国最繁华的四大都会。而在宋朝，成都是丝绸，棉麻，药材，造纸，粮食交易中心。商业发达，产生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从两汉至两宋，成都基本上都历朝四大顶级都会。
正因为成都平原太重要，所以历朝才在秦岭巴山的崇山峻岭之中开辟出若干条蜀道，沟通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从西安到成都，官员，士兵，商贾川流不息，但要翻过秦岭，巴山，山高林密，路途遥远，险峻难行。
要连接西安和成都，就必须穿越险峻的秦岭巴山，古人于是发明了栈道这种特殊的道路，即在悬崖峭壁上凿洞，竖起木桩支撑，再铺上木板，形成一条悬在几百米上千米高的道路。今天的人们只要走过华山长空栈道和各大景区的玻璃栈道就明白这些栈道有多么险峻，多么令人心惊肉跳，沟通西安成都，穿越秦岭巴山主要有几条道路，除陈仓道外，其余几条的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等都需要借助悬在半空的栈道才能通行。
因此，"蜀道难"成为从战国到盛唐1000多年间人们的“共识"和固有印象，以致于"蜀道难"成为乐府诗题目之一，在李白之前，已有众多文人写过乐府诗《蜀道难》，但都没有李白的《蜀道难》著名。
李白是四川江油青莲人，天宝初年经蜀道入长安，李白感叹蜀道之难，写下了乐府体诗作《蜀道难》。孟棨在《本世诗.高逸》中称："李白初至长安，贺知章往访，见《蜀道难》，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也就是说，《蜀道难》是李白在长安扬名立万之作，让贺知章惊叹连连，李白因此诗而获“谪仙人”之名。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就是李白《蜀道难》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诗。一提到蜀道，马上就让人联想到"难于上青天”，可见李白的这首诗是何等脍炙人口，它让"蜀道难于上青天”的印象千百年来深入人心。
而唐朝时的贵州，基本上是以羁縻州为主的化外之地。如黔州都督府，下面绝大多数都是羁縻州，少量几个正州，因叛乱不断，很快也降为羁縻州。在当时唐朝人眼中，贵州是遥远的化外蛮荒之地，几乎没有存在感。李白晚年因加入永王幕僚获罪，就是被判流放夜郎，但流放中途遇赦折返。可见在唐朝时，贵州仍是一片蛮荒的流放之地。
贵州直到明清仍是土司林立，汉人稀少，明朝政府仅仅能掌控驿站沿线和屈指可数的几个城市。贵州仍是发配流放的蛮荒之地，比如王阳明就被流放到贵州龙场驿(今贵阳修文县)。到了明朝后期，土司叛乱，才开始改土归流，万历三大征之一就是发兵灭掉存继700多年的播州土司杨应龙。清朝雍正乾隆接力明朝，继续在贵州大规模改土归流，组织汉人移民，贵州真正成为汉人占据人囗多数的“汉地十八省"不过两三百年时间。此时贵州才有了较多的存在感。
李白流放夜郎是走水路，中途遇赦，至于李白是否真正到达过夜郎，史家还有争议，众说纷纭，李白流放并没有通过陆路入黔，体会不到艰辛，当然也不会写出"黔道难，难于上青天"之类的诗句。
再退一步讲，就算李白或其他著名诗人真的通过陆路到达过贵州，体会道了入黔道路艰辛，写下了"黔道难，难于上青天"，这句诗对绝大多数唐人而言，也是完全无感的，并不会激起人们的共鸣，也不会有什么流传度，因为缺乏受众基础。贵州对绝大多数唐人而言，就是遥远的化外之地，几乎一无所知。
而李白写"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则完全不同。蜀道是连接西安和成都这两座帝国顶级都会的的交通要道，千百年来，日夜奔走在蜀道上的文人墨客，官员商贾，士兵走卒不计其数，川流不息。蜀道之艰难，行路之人皆有体会，已成共识。一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如神来之笔，以夸张的艺术手法，激起千千万万唐人的强烈共鸣，带来了巨大的传播效应。
如果真要让人对黔道难有感，得到明清两朝，因为此时贵州才大规模改土归流，汉人移民大幅增加，才有了广泛的受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