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同时精通儒释道三种哲学，他最后会信哪个？

苏轼用一生的实践来证明，这不是一道单项选择题。

儒者说，我来教你，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怎么做一个君子。

小子听着！你要先修理自己，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理好自己再修理别人，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自我管控，生活要有仪式感。

我要你学会自我克制，欲望和激情其实是我们较低的本性，你怎么能用放纵自我来肯定自我呢？你们现在都受西方人影响，高喊着要自由要活出自己，可你们真的知道什么是自由吗，什么是自我吗？收拾身心，自做主宰，不做欲望和环境的奴隶，我欲仁，斯仁至已仁，才是真自由，用理性来束缚本能，用后天习得的习惯性倾向来做正确的选择，如此，无论你做什么，都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有吾儒的地方，就有文明，因为文明的就是自我克制。

你要好好读书，不要白天睡懒觉，不要在琐事上浪费时间。

一旦读了我的书，就应当有责任感使命感，我儒崇尚“谦让”，孔融让梨，尧舜让天下，什么都可以“让”，唯有一样东西不能，那就是做人的责任，对家庭，对社会，责无旁贷，当仁不让。我华夏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正是因为有这么一些读书人，每到动乱时刻挺身而出，国难当头岂能坐视？那些曾经辉煌的两河流域，埃及，希腊文明，而今安在哉？

西方人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这话很有道理。我儒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那本有名的小册子，开篇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不是很暖心很有人情味？人只有在社会活动中才能实现个人价值，单独成圣是没有意义的。那些利己主义者和消极避世的人，眼中没有国家；那些兼爱天下的人，眼中没有父母。无君无父，岂不是禽兽吗，人和禽兽的区别不就在礼仪上吗。

所以你不要做禽兽。

也不要做小人，小人之间只有利益，利益没了，人就散了。我并非不许你逐利，而是说，不正当手段得来的钱是靠不住的，好像浮云一般。太平盛世时，你如果穷，是羞耻的，意味着你懒；乱世动荡时，你暴富，也是可耻的，意味着你可能发国难财。苏格拉底问雅典城中最阔的人，有钱有啥好处呀。那人回答，有了钱，就不必再撒谎造假骗人啦。这就是小人的想法，当然他还是蛮诚实的，其实小人无论是穷还是富，时间长了都会乱来，因为他们的品格，像是小草，风一吹就趴下了。而我要求你，富贵不淫贫贱不移。

你要作大丈夫，志存高远，养浩然之气，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苦难肯定会有，求仁得仁，又何怨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我不是教你蛮干，你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去中高风险地区旅游定居，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除非，理想和生命不能两全，那么，你应该舍生取义，舍鱼而取熊掌。

不要问我死后有没有灵魂这类问题，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自我反省没有过错，又何忧何惧？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大丈夫当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事业，为立德，杀身成仁可也，为立功，投笔从戎可也，为立言，不闻丝竹可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千年来，我的地位忽高忽低，然文脉不断，全凭一股天地正气。你们说的“共产主义事业”不就是“天下大同”？你们的“为人民服务”不就是“民贵君轻”？你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就是儒家精神的变体？张伯礼院士批评方方之流缺乏“家国情怀，民族意识”，他的底气，亦来于我。

庄子说，我是来砸场子的，我就喜欢和禽兽为伍，图个轻松自在。

我来教你，怎样在人生的苦累中，在尴尬艰辛中，像一条鱼那么快活。

儒家像是做加法，把名呀利呀前程呀一样一样往身上堆，做了一辈子奴隶还不知道。

名和知，两个都是凶器。

有了名，人人要争抢，烦恼痛苦都来了。有了知，就有了分别心，就会厚此薄彼，这个好那个坏，这个美那个丑，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人受名利心趋势，都要抢众人眼中“好的东西”，钱，名，文化，地位，都是抢手货。抢不到？那就假装拥有，假装有钱有学问有道德，伪善虚荣沽名钓誉者就出现了。（这几种人中，最要提防伪君子，他们很容易辨认，打扮成白莲花站在道德高地上，整天对别人口诛笔伐。）鲁迅先生口中的“千年吃人礼教”，你们朋友圈中的炫富比美装逼凡尔赛，儒家都是始作俑者。

伊甸园那两口子，本来过的好好的，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后，麻烦苦痛如影相随，苏轼也说过，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做人的麻烦都是从认字开始的，认得自己名字就可以了）。万物千差万别，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你要明白，从“道”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都包含着自己的对立面，并向着对立面转化，美和丑，成和败，善和恶，祸和福，有用和无用，长命和夭折…都是相对的，看处在什么参照体系之下，执着在事物的某一阶段，不是很傻吗。

然而我也不是叫你不要学习，我自己热爱学习，写史记的太史公不也说我“其学无所不窥”吗。我的意思是，如果找到了真正的智慧，就不要固执在一些小知识上面，就好像，抓到了鱼，就扔了那个用来抓鱼的竹篮子吧。学问之道，在于进的去，出的来，要有知识有思想，但不能被其所困，要能解脱这一切。

在对待“欲望”这件事上，我和儒有相似的地方。为什么要克制欲望？很简单，嗜欲深者天机浅。但我更强调的是对功，名，利的节制，而不是对本性的压抑。

求知欲也是欲望，一样需要压制，吾生也有涯，尔知也无涯，不要故意看不见我后面那句话———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有我“道”的地方，就有自然，自然就是本来如此，就是“天放”。

我也追求道德的完美，但我更珍爱自己天性的自由，不愿意成为道德模范，我也喜欢好吃好喝，但我更看重自己天性的淡泊，不希望被各种感官享受牵着鼻子走。

所以，你要学会做减法，把作茧自缚的东西一件件打碎扔掉，像扔掉一只死老鼠一样，你失去的，只是枷锁。对外界的依赖越少，你就越自由，大海里的鱼腾空而起变成凤鸟，飞到九万里高空之后，就像飞机进入平流层可以开到自动挡了，你的人生就轻松了。

忘了是非对错成败得失吧，这个糟糕的世界如果真的需要拯救，也不是用儒家的“仁”，而是用道家的“不仁”，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江湖。

儒那一套是“有为”，我的办法是“无为”，不害怕失去，不期待得到，不焦虑未来，这就是“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

这样，甚至死亡也无法夺走你的逍遥。儒家只有对死亡的仪式，却没有对死亡本身的解释，大概他们眼光有限，只看得到今生。

如果把“生”比喻成一个人长了脓包疖子，“死”就是脓包疖子成熟了溃烂了落下来了。这就叫决疣溃痈。这么说似乎会引发不适感。那就换个比喻吧。

死亡好像一个山区里没见过世面的女孩，明天要嫁到皇宫里去，不知道皇宫里怎么样，女孩惶恐焦虑睡不着觉，等到嫁过去了，发现样样都比从前好，才觉得当初哭哭啼啼好傻啊。

不管你把宝贝藏在什么地方，都可能被偷走，但如果藏天下于天下，就无人可偷了。同样，时间会偷走你的生命，可偷不走宇宙，若能打破人和宇宙界限，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那么，宇宙不死，你就不死。你要尝试跳出“小我”的局限，不要把生死看成个体的生，个体的死，而是借“道”的全知视野来看待这个问题。。生也好，死也好，你都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能量不灭生生不息。喜欢“生”就应该喜欢“死”，因为生死本为一。

请注意，我不是说死亡是一件很愉快的事，而是说，不以“生”为喜，不以“死”为悲，随遇而安，才能实现“至乐”境界。

我的书，是以“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开始的，有天地有大海有鱼鸟，就是没有人，仿佛宋元山水，气象萧森。所以你可能觉得我有点冷淡，不如儒家接地气，那是因为我站在“道“的高度看世界，那里氧气稀薄，高处不胜寒。

儒道都肯定生命，肯定今生，但儒强调阳刚进取，道强调退守柔弱，刚柔相济是中国人对艺术，也是对做人的极高评价。

儒，教你怎样“拿得起”，道，教你怎样“放得下”，一个是铁肩担道义，一个是无事一身轻，哪个才是理想的人生境界呢？

没有我儒，就不会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布衣英雄，也不会有为民请命九死不悔的国士无双，中华精神少了慷慨厚重的底蕴；没有庄生，就不会有淡泊名利的山中高士，中华气质也少了一份遗世独立的空灵通透。

中国历史上的大明星，哪个不是亦儒亦道。李白为君谈笑静胡沙时，是儒，闲与仙人扫落花时，是道；诸葛亮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时，是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时，是儒。

最完美的状态，大概可以用曾国藩晚年的一副对联来形容（据说是他写的）：

粗茶淡饭布衣裳，这等福老夫享了。

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事儿孙去做。

汪曾祺先生说【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态度对待，这种态度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服不了的。】（见《生活，是很好玩的》）

另外，儒道二者的紧张状态，也给了中国人的思想提供左右手互搏的机会，恰如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冲突之于希腊，雅典和耶路撒冷的冲突之于西方。

正如传统的阴阳符号一样，两者互补平衡，最终被环绕他们的圆圈消融，这个圆圈就是儒道都坚信的“天道”。

儒道犹如日月双壁，交替着陶铸中国人的身心灵。

20世纪的西方物理学家也把这个神秘符号纳入自家徽章。

那么佛呢？

佛作为外来物种，和道家调和以后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宗教在西方或印度，即使不是相互排斥的也是竞争的，中国人认为“和为贵”，什么是“和”？和如羹。羹汤中有各种食材各种滋味，调和在一起才是美食。中国人喜欢吃，却不止步于吃，做饭烧菜都能引发哲学思考。

人常说，佛以及所有宗教都太消极不科学没有正能量。大谬。佛是现实主义的，佛说的“无常”——集聚皆消散（钱），崇高必堕落（社会地位），合会终别离（人与人之间），有命咸归死（生命），这些难道不是摆在眼前的现实吗？万物不停变化，必然带来虚幻感，而人是天生追求意义的动物，当年，上帝把万物带到亚当面前，让他命名，他管它们叫“山，水，树，鸟，鱼………”，意义从此诞生了。就好像，你给狗起了名字，你和它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它对你，便是有意义的。

宗教和哲学就是来解决“意义”问题的，针对幻灭感带来的强烈不适，像是疲软，厌世，想躺平，而开出了处方。只不过，到了终极之门那里，宗教说，别问了，放下你的思辨，理性和骄傲，你才能进去，不然，游客止步。哲学偏不，踮起脚，伸长脖子要看看门后面是什么。

禅宗把佛教深奥复杂的理论，繁复琐碎的礼仪，简化到“担水劈材，无非妙道，行住坐卧，皆是道场”，这就大大降低了学佛的门槛，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悟道，就像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每个人都可以凭借信心单独面对上帝，无需通过教会。

讲个故事，有个叫赵州和尚的大师，不喜欢好好说话，有天，一个远道而来的僧徒向他请教：大师，请问什么是佛法？

赵州：吃了粥吗？

僧徒：吃过了。

赵州：洗了碗吗？

僧徒：没有。

赵州：洗碗去。

那个学生居然明白了。明白什么？原来佛法就在世间，修行就是生活。如此一来，信徒很开心，中国人比较现实，如果今生就能成佛，何必盼来世呢？统治者很放心，因为肯定现世就意味着承认现有秩序，中华帝国不会变成中华佛国。

后来，百丈怀海法师又对寺庙制度进行了改革，其中一项是必须自己劳动，一日不做，一日不食。（这点也和西方修道院相似）。中国人作为农耕民族，心理上是排斥不劳而获的，百丈怀海法师此举，也减轻了国家负担，僧人无需老百姓供养了。

中国人从商周就有鬼神崇拜。普通人死了叫“鬼”，本事大的对人民有贡献的，死了就封神，比如大禹，关公。活着就飞到天上去的，叫仙，无论是鬼，神，仙，本来都是人。而佛也是人，觉悟了的人，佛祖死之前就已经成佛。所以，鬼神仙佛，两个死人，两个活人，三个中国人，一个外国人，放在一起，成双成对，天衣无缝。

这样，佛这个外来食材，到了苏轼时代，就完全融入了中华之羹。

再说，佛和儒家本身也不是水火不容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岂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佛教版说法？

李叔同出家时，有人批评他忘记做人应尽的义务，妻子怨恨他“不负天下人独负我”他的学生丰子恺评价说“近看也许如此，远看绝非如此。”丰子恺先生是艺术家，故把人生当作品看。近看是家人朋友少了一个李叔同，远看是天下苍生得了一个弘一法师。世上哪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所以苏轼说，我都信。修身以儒，治心以佛，养生以道，活学活用，兼收并蓄。

当年和父亲弟弟出川，途经渑池借宿佛寺，和尚热情款待，兄弟俩还在寺壁上题诗。几年后，重返故地，和尚已死，墙坏诗亡，苏轼写下：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人事变化，最易引发对生命的深刻思考。那年，他才26岁，诗中已经有“万物如梦幻泡影”的佛家意味了。我没有见过飞鸿踏雪泥，可是看过海浪，一遍又一遍的冷酷固执的抹去沙滩上的足印，就像岁月，迟早会掩盖一切生命痕迹。

他早年虽参禅论道，但儒的精神一直是生命底色。乌台诗案之后，人生遭遇重大变故，这个时候，儒就不够用了。借佛道的角度看人生困境，才会也无风雨也无晴，才会，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他这辈子，没几天安生日子，辗转于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汝州，常州，惠州，儋州，天涯奔命，最后死在北归的路上。偏偏就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贬到哪里，玩到哪里，吃到哪里，在黄州，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在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儋州，丹荔破玉肤，黄柑溢芳浸。

北回途经广西廉州，深夜等待雨停开船。他写：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把这颠沛流离的一生，看成一场精彩的游历，不怨天不尤人，我心安处是我乡。这就是苏轼令人倾倒的地方，绝不止那些锦绣文章，而是被儒释道三昧真火淬炼出来的有趣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