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有人相信尧舜的禅让充满血腥，而不相信是让贤呢？
韩非子说的很明白了
“古时候，男人不种田，野生的草木果实就够吃了；女人不用织布，禽兽的毛皮也够穿了。不用费力劳作而给养充足，人口数量少而财富都有结余，所以人民之间互不相争。因此没有重赏不行重罚，民众也能安定。现在人们有五个孩子也不算多，每个孩子分别又有五个孩子，祖父没过世就会有二十五个孙子。人口多了财物就缺乏了，费力劳作但给养仍旧微薄，所以民众之间互相争夺，即使加倍奖赏不停惩罚，社会动乱仍旧不可避免地发生。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茅草房顶不用修剪，栎木椽子不用砍削；吃的是粗粮饭，喝的是野菜汤；冬天穿着劣质皮衣，夏天穿着粗布麻衣，就是守门的人过得也不比这差。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农耕铁锹率领民众做农活，累到大腿肌肉消瘦，小腿上不长汗毛，即使是奴役们的劳作也不会比这还辛苦。这样说来，古时候将天子的位置让给别人，不过是远离看门人那般的供养，摆脱奴隶那般的繁重苦劳罢了，所以古人把天下传给别人也不足以称赞。现在的县令，一旦死了，他接下来的几代子孙都有车可坐，所以人们都重视县令的位置。因此，在让位这件事情上，古代的天子辞位非常容易，今天的县官要辞位却很难；这是因为所获得的利益多少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异。
那些住在山上但要去谷底打水的人，逢年过节会把水作为礼物互相赠送；住在低洼地带饱受水涝灾害的人，却要雇人来挖沟渠排积水。
到了荒年的春天，就连自己幼小的弟弟都吃不上饭；到了丰年的秋天，即使是过路的客人也一定要好好吃一顿再走。这并不是有意地疏远自己的骨肉而偏爱过路的客人，而是因为粮食的收成多少确实有很大不同。
因此，古人把钱财看得很轻，并不是仁义，而是因为钱多；今人为钱互相争夺，并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因为财少。古人轻易地将天子的职位辞掉，并不是因为风格高尚，而是因为权势很小；
今人争夺官位或依附权势非常严重，也不是因为品德低下，而是因为权大势重。所以圣人要衡量财物多少、权势大小的实际情况再制定政策。刑罚轻并非因为仁慈，刑罚重并非因为残暴，是与社会实际情况相称的行为。因此，政事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所采取的措施要与实际的政事相适应。
虞庆建房子时对工匠说：“房顶太高了。”工匠回答说：“这是新房子，泥巴是湿的，椽木也没有干透。”虞庆说：“不对。湿泥巴重，没干透的椽木是弯的，用弯的椽木承受很重的湿泥巴，房顶就要造矮一些。时间一长，泥巴干，椽木也干了。泥巴干了就会变轻，椽木干了就会变直，用变直的椽木承受变轻的泥巴，房顶就会慢慢变高。”工匠无话可说，按照虞庆说的造完了房子，结果房子塌了。
另一种说法：虞庆建房子时对工匠说：“木材没干透，泥巴是湿的。木材没干透就会变弯，泥巴是湿的就会很重，用弯曲的木材承受很重的泥巴，即使现在建成了，时间一长，房子必然会坍塌。”虞庆说：“木材干了就会变直，泥巴干了就会变轻。现实是，木材和泥巴真的干了之后，它们会日渐变直变轻，即使时间久远也不会坏。”工匠无话可说，按他说的造起了房子。过了些日子，房子果然坍塌了。
范雎说：“弓被折断的时候，一定是在快完工的时候，而不是在开始制作的时候。工匠拉弓时，把弓放在校正器上三十天，然后再装上弦，一天内就拉弓射箭了，这是开始调节时缓慢而最后使用时急促，弓怎么可能不折断呢？我范雎张弓时就不是这样：用校正工具校上一天就装上弓弦，上弦三十天后才拉弓射箭，这就是开始的时候粗率，而最后有所节制。”工匠无言以对，便按照范雎说的去做，结果弓被折断了。
范雎、虞庆的言论，听上去都言之凿凿，却与实际情况相违背。君主喜欢听这一类话并且不加以禁止，这就是事情败坏的根源所在。不谋求治国强兵的功效，却羡慕那种辞藻华丽的话语，这就是排斥有真本事的人士，而去重用那些导致“屋塌”“弓折”之类的说客。所以君主对于治理国事，无外乎像是工匠通晓造屋和张弓的道理一般。
然而有真本事的人之所以被范雎、虞庆那样的人物所困窘，原因在于：他们讲起虚浮的话来虽无实用，却能取得君主的认可；做起实际的事来，虽属不可改变，却会遭致窘境。君主看重毫无用处的华美说辞，看轻揭示结果的言论，这便是国家危乱的原因。当今像范雎、虞庆那样的人物层出不穷，君主对这类人仍旧赞赏有加，这就是尊重导致“屋塌”“弓折”之类的议论，而将有真本事的人当作普通的工匠看待的体现。工匠不能施展技巧，所以房子会塌、弓会折断；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不能施展自己的方略，所以国家会陷入混乱，君主会处于险境。
孩子在一起玩耍游戏时，把尘土当饭食，把泥巴当肉汤喝，把木头当大块的肉来吃。但他们到了晚上是一定要回家吃饭的，因为尘土饭泥巴汤可以玩，却不能真正吃下去。称赞上古传颂的东西，动听却不真实，称赞先王的仁义道德，不能让国家发展走上正道，这些东西都只能用来游戏，不能用来治国。因仰慕仁义而使国家衰弱混乱的，韩国、赵国、魏国就是先例；不仰慕仁义而把国家治理强盛的，秦国就是例子，然而秦国还没有称帝，是因为治理工作还没完成。